七十年代时，村里一个在外当大官的男子，早年参加革命，因成份不好，被划成右派，要下

七十年代时，村里一个在外当大官的男子，早年参加革命，因成份不好，被划成右派，要下放到农村劳动，他向上级申请要回到我们这老家来，说老家乡里乡邻的，好相处，上级说只要老家生产队接受就行。 队长接到通知的当天傍晚，就把大伙喊到晒谷场。晒谷场的石碾子上还沾着没扫干净的稻壳，蚊子嗡嗡绕着人腿转，有人蹲在地上抽旱烟，烟圈飘到昏黄的马灯底下晃。有人扯着嗓子喊：“右派是不是啥坏人啊？别给村里招祸！”旁边立刻有人接话：“啥坏人，他小时候跟我一块偷过王奶奶家的枣，还把最大的那颗塞给我呢！”队长敲了敲手里掉漆的搪瓷缸：“上级说了就是劳动改造，要我说，都是乡里乡亲，总不能看着他被分到千里之外的荒滩遭罪吧？”举手表决时，几乎全票通过。 没过三天，他就背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站在村口了，包带磨起了毛，边角补着三块不同颜色的补丁。队长把他安排在村东头的旧柴房，凑了张门板床，他放下包就翻出个用蓝布裹着的东西，是本卷边的旧书。当天下午就跟着大伙去割稻子，他拿镰刀的姿势明显不对，手腕子直打哆嗦，割得慢还总带起泥，旁边的二婶子没说话，只是把自己磨得发亮的镰刀递过去，又示范了三遍怎么下刀，他红着脸学，汗滴在稻叶上砸出小坑，中途还走神想起城里办公桌的玻璃桌面，直到二婶子咳了一声才回过神。 那年秋天赶上大旱，玉米叶卷得像纸，队里天天组织挑水浇地。他挑着两个水桶，肩膀压得发红，歇晌时蹲在田埂上用树枝画道道，跟队长提议挖几条浅沟引河湾的水，不用全靠人挑。大伙半信半疑试了，果然省了大半力气。冬天农闲，他在麦场上教孩子们写字，用树枝在地上画“天”“地”，有人送来半袋红薯，他推了两次收下，晚上烤软分给孩子们。 其实大伙都明白，哪是老家欠他的，是他念着老家的热乎气，老家也念着他的旧情。你们说，是不是不管走多远，根总在老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