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请吃饭，闲聊时曾志见主席兴致尚佳，于是追问：主席，我在南昌见到一老熟人，能否请你也去见一见？说完这话后，曾志紧张的屏住了呼吸，看到主席点头后，才松了一口气。 曾志与贺子珍的相识源于1928年的井冈山时期。那时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曾志担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负责组织医疗工作和后勤保障。她参与了黄洋界保卫战，在战斗中协助转移伤员和补充物资。贺子珍作为最早登上井冈山的女战士，参与宣传和战斗任务，后与毛泽东结婚。她们在根据地活动中结识，共同经历了艰苦的斗争环境，建立起深厚的情谊。战友们称她们为红军两朵花，反映出她们在队伍中的突出作用。1930年代，曾志被调往厦门和福州，从事地下组织工作，负责联络党员和传递情报。贺子珍则跟随红军主力参加长征，途中经历了多次战斗和自然考验。长征结束后，贺子珍因健康问题于1937年赴苏联学习，两人从此失去联系。 1947年贺子珍回国后，曾志在沈阳工作期间得知消息，专程前往看望。那次重逢发生在东北地区，两人交流了各自的革命经历和生活状况。但由于工作任务繁重，此后她们的联系并不频繁。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曾志随陶铸到南昌，主要任务是探望生病的冯白驹。在南昌期间，她了解到贺子珍住在附近，便安排联系。贺子珍当时的生活条件较为简朴，身体健康状况欠佳。曾志与她见面后，讨论了过去的革命岁月和当前的个人情况。这次接触让曾志萌生了进一步帮助的想法，她考虑如何促成贺子珍与毛泽东的重逢。 毛泽东在南昌设宴招待相关人员，饭后闲聊中，曾志观察到毛泽东心情放松，便提出请求。毛泽东同意见面，曾志随即与汪东兴协调安排。地点选在庐山180号别墅，那里适合私下会面。7月9日，毛泽东和贺子珍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的交谈。贺子珍汇报了个人情况，包括待遇为副省级，毛泽东表示认可。这次会面化解了贺子珍的部分心结，曾志在旁见证了整个过程。她们三人间的关系源于井冈山时期的革命友谊，这次重逢是基于历史情谊的延续。 曾志在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对老战友的关切。她出生于1911年，早年投身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井冈山时期的工作经历让她积累了组织经验，后来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担任多项职务。1949年后，她在广东等地工作，参与土地改革和地方建设。贺子珍生于1909年，1926年入党，井冈山上她积极参与妇女工作和武装斗争。长征中她负伤多次，坚持完成行军任务。赴苏后，她在莫斯科学习，1947年回国定居上海。两人的人生轨迹反映了早期革命者的奉献精神，曾志在1959年的举动体现了这种持久的同志情谊。 庐山会议是1959年7月的重要事件，会议讨论了经济建设和党内问题。曾志作为随行人员，参与了部分后勤协调。贺子珍的个人经历与会议背景无关，但她的重逢安排发生在会议间隙。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处理多项事务，这次见面是短暂的私人事项。贺子珍回国后的生活主要在上海，她参与了一些地方活动，但健康问题限制了她的工作。曾志则继续在组织部门任职，处理干部管理和党建事务。她们的故事体现了革命队伍内部的人情纽带，在那个时代，这种联系往往通过实际行动维持。 见面后，曾志定期托人给贺子珍送去生活用品和药品。这些帮助改善了贺子珍的日常条件，尽管她的健康仍未恢复。1960年，贺子珍到庐山休养，那里气候适宜，她在那里度过一段时间。1961年，她转往上海治疗，住在哥哥贺敏学处。陈毅后来安排她搬到湖南路262号住所，提供稳定的居住环境。贺子珍在上海的生活相对平静，她偶尔参与社会活动。曾志在北京工作，但保持对贺子珍的关注，这种关切源于井冈山时期的共同记忆。 1979年，贺子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这标志着她晚年获得正式认可。她口述了万字自传，记录了从井冈山到长征的革命历程。自传内容涵盖了早期党员的奋斗细节，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资料。贺子珍于1984年4月19日因中风和糖尿病逝世，享年75岁，安葬在八宝山公墓。她的逝世结束了那一代革命者的一个篇章。曾志在1977年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负责干部审查和组织建设。她参与了多项平反工作，纠正了历史遗留问题。1982年，她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继续提供经验指导。 曾志的晚年工作聚焦于党建和历史回顾。她出生在湖南农村，早年教育有限，但通过自学成为革命骨干。贺子珍同样出身普通家庭，她的革命道路从家乡开始，逐步扩展到全国。两人的人生交集虽短暂，却在关键时刻显现影响。毛泽东对曾志的举动表示认可，认为这体现了同志间的真挚情谊。曾志于1998年6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她要求将骨灰安放在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烈士墓旁，碑文为“魂归井冈”。这个选择象征了她对革命起源地的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