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林徽因写信给美国的好友费慰梅：手头宽裕的话，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最近实在是揭不锅了。 在此之前，林徽因的生活虽不算大富大贵，却也满是书香与雅致。 上世纪三十年代，她和丈夫梁思成在北平北总布胡同的家，成了学界友人的精神家园。 费慰梅与丈夫费正清就是在这里与他们结下深厚友谊，黄昏时分的热茶，文学艺术的畅谈，成了彼此记忆里温暖的片段。 林徽因曾在信中告诉费慰梅，在他们进入自己生活前，总觉得精神上有所匮乏，而这份跨国友谊恰好填补了空白。 战争的炮火，彻底打碎了这份宁静。 全面抗战爆发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带着家人随营造学社一路南迁，从北平到长沙，再到昆明，最后辗转落脚四川李庄。 原本的学术考察之路，变成了颠沛流离的逃难之旅。 到李庄时，他们只能住在两间低矮的陋室里，竹篾抹泥为墙，顶上的席棚成了蛇鼠的乐园。 更致命的是，林徽因早已染上的肺结核，在潮湿的环境里愈发严重，常常发着四十多度的高烧，卧床不起。 当时昆明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让微薄的工资如同杯水车薪，为了补贴家用，林徽因每天要来回爬四次山坡，去云南大学兼职教英语。 到了李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家里连买粮食和药品的钱都凑不出来。 梁思成只好把自己珍藏的派克金笔和手表拿去典当，还常开玩笑说，要把手表“红烧”了，把衣服“清炖”了，用这种无奈的幽默对抗窘迫。 林徽因也把能变卖的衣物、钢笔都换了钱，可依旧难以为继。 骄傲如林徽因，她从未向人开口借过钱。 但看着卧病的自己、忙碌的丈夫和年幼的孩子，她最终还是向远在美国的费慰梅写下了求助信。 信里除了借钱的恳求，还藏着难以言说的无奈，她曾在另一封信里坦言，处理这些生计琐事，比研究建筑发展史还要艰难。 费慰梅收到信后，又心疼又着急，立刻寄去了100美元，还在信中邀请他们夫妇去美国教书，既能摆脱困境，也能让林徽因接受更好的治疗。 林徽因收下了这笔救命钱，也郑重许诺一定会归还。 但对于赴美的邀请，她和梁思成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后来梁思成回忆，当时林徽因躺在病床上，虚弱却坚定地说：“我深信，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祖国，我们的祖国正在受苦，我们不能走，要死也得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1942年冬天，费正清亲自到李庄探望，看到他们在菜油灯下一边做着孩子的布鞋、烹调粗食，一边坚持学术研究，深受感动。 他后来坦言，换作美国人，或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出路了。 即便在这样的绝境里，林徽因和梁思成也没放下手头的研究。 病榻上的林徽因，常常忍着咳嗽和咯血，协助梁思成整理资料、撰写文稿。 他们在李庄完成的《中国建筑史》，成了中国建筑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梁思成后来常说，自己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林徽因给“点”上去的。 那些日子里，11岁的梁再冰总在除夕时节站在江边，翘首等待去重庆筹措经费的父亲归来；年幼的梁从诫则常偎在母亲床前，看着母亲在咳喘中起伏的身体，满心恐惧。 这笔借款，林徽因后来如约归还。 很多人记住的，是林徽因的才情与美貌，是她笔下的温柔诗意，但很少有人知道，她也曾为五斗米折腰，为生计求助。 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而是有血有肉、有坚守有担当的知识分子。 在山河破碎的年代，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学术与家国的重量，这份柔韧的坚韧，比任何诗意都更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