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彼时汤飞凡已随中央防疫处辗转到昆明郊外，原本深耕沙眼病原研究的他，早已因战事中断研究，投身前线救护。 淞沪会战中，他就在离火线几百米的救护站连续奋战二十多天，炮火一次次逼近，他始终坚守岗位，亲眼见惯了伤员因感染溃烂、高烧不退的绝望。 西方的技术封锁加上滇缅公路被炸断，走私而来的青霉素在黑市上价格高得惊人，普通军民根本无力承担，卫生兵们只能用盐水煮纱布、撒木灰处理伤口，勉强维持却收效甚微。 向李约瑟表明决心后，汤飞凡立刻着手筹备研究，可摆在面前的是近乎空白的条件。 没有现成的菌种，他就发动团队全员四处“寻霉”，从发霉的食物、衣物到废弃物品，一点点筛选可用的青霉菌株，最后竟在一只旧皮鞋上找到了合适的菌株。 没有精密仪器，他就带着大家动手自制，发酵罐、提纯设备全靠土法拼凑，实验室不过是简陋的平房，通风差、温度难控制，只能靠人工反复监测调整。 战时物资匮乏，研究原料更是难寻，汤飞凡和团队四处筹措，把能找到的葡萄糖、玉米浆都集中起来，后来原料告急，就尝试用本地易得的原料替代，一点点摸索适配的发酵条件。 昆明的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大，为了保持发酵所需的稳定温度，大家轮流守在实验室，夜里裹着厚棉衣蹲在设备旁，时不时添柴升温，不敢有丝毫松懈。 提纯环节更是棘手，青霉素浓度极低，杂质难以去除，他们反复试验不同的提纯方法，熬了无数个通宵，只为提高药效、降低毒性。 研究过程中，意外和困难接踵而至，菌株培养常常因环境问题失败，好不容易得到的发酵液纯度不够，多次试验后药效仍不稳定。 汤飞凡从不气馁，把每一次失败都记录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迹里，藏着对生命的敬畏和破局的执着。 他不仅自己扎根实验室，还联合樊庆笙、朱既明等科研人员协同攻坚，众人分工合作，有人负责菌株优化，有人钻研提纯技术，在简陋的条件下搭建起完整的研究链条。 1944年，经过无数次调试改良，中国首批青霉素终于在昆明问世，虽然是粗制产品，药效却十分显著。 有一次滇西远征军一名排长被弹片所伤，伤口感染高烧濒死，前线医院紧急求援，汤飞凡带着刚试制的青霉素连夜翻山越岭赶往战地，及时救下了这名排长。 消息传开，战士们都把这种药称作汤老板的长生酒，这简单的称呼里，满是绝境逢生的感激。 汤飞凡没有独占技术，反而把配方和土法操作流程整理成手册，用蜡纸油印后分发给西南、西北各防疫处，无论谁来要都慷慨提供，分文不取，他深知战时救命要紧，多一处能生产，就能多救一批人。 到抗战后期，他们已能批量生产青霉素，虽产量有限，却为前线救护、后方防疫提供了重要支撑，挽救了无数军民的生命。 后来中央防疫处迁回南京，汤飞凡把培育成功的菌株小心翼翼保藏在零下70℃的干冰罐里，钥匙挂在自己脖子上，一挂就是十年，只为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在这份研究基础上，上海青霉素实验所成功试制出第一支国产青霉素针剂，随后实现工业化生产，彻底结束了依赖进口的历史。 汤飞凡的坚持，不仅是冲破技术封锁的科学壮举，更藏着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 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以实验室为战场，用专业能力对抗困境，没有惊天动地的宣言，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烽火中的中国撑起了一道生命防线。 那些土法炮制的设备、反复试验的痕迹，都见证着绝境中不屈的科学精神，这份跨越时空的坚守，始终值得铭记。 参考资料：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中国第一支抗生素:青霉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