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知青于文娟返城，恋人跟着列车狂奔，她抹着泪，大喊道：“别追了，我们不会再见面了！”谁知，于文娟到家后却被母亲撵出家门。 于文娟下乡那年刚满十七，扎着两根麻花辫，背着印着红字的帆布包，挤在闷罐车里晃了三天两夜，才到陕北那个叫王家坪的小山村。 她被分到了村民王老实家搭伙，王老实家有个独子叫王建军，比她大两岁，是村里的壮劳力。每天天不亮，于文娟就跟着大家下地挣工分，割麦子、掰玉米、挑水浇地，手上磨出了血泡，疼得晚上睡不着觉。王建军总是默默帮她，替她挑重的担子，给她留着窝窝头里最暄软的部分，傍晚收工后还教她认陕北的野菜，说荒年的时候这些能救命。日子苦是苦，可看着黄土地里长出的庄稼，看着王建军黝黑脸上的笑容，于文娟心里慢慢有了暖意。 两年时间，她和王建军好上了。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甜言蜜语，就是一起在田埂上走的时候，他牵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挣开。村里的老人都说，这两个娃般配，等过两年就办喜事。于文娟也偷偷想过，这辈子就在王家坪扎根，和王建军守着这片黄土地过一辈子。可1977年的夏天，一个消息传来——知青可以返城了。 这个消息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平静的水面，知青们炸开了锅。于文娟拿着返城申请表，手都在抖。她想回城，想再见见阔别两年的母亲，想回到那个有电灯有马路的城市。可她看着王建军，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她知道，自己这一走，就是两个世界，王家坪的土坷垃，根本粘不住城里的姑娘。 临走的那天，天还没亮，王建军就来送她了。他手里攥着一个布包，里面是晒干的红枣和花生，是他攒了好久的。列车开动的那一刻，王建军突然跟着铁轨跑了起来，他跑得很快，裤腿被风吹得鼓起来，嘴里喊着于文娟的名字。于文娟趴在车窗上，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她对着窗外大喊，别追了，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列车越开越快，王建军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黑点，消失在黄土坡的尽头。 一路颠簸，于文娟终于回到了城里的家。她站在熟悉的院门口，心里又激动又忐忑。她推开院门，看见母亲正在院子里择菜。母亲看见她，愣了一下，脸上没有丝毫惊喜。于文娟喊了一声妈，母亲却皱着眉，冷冷地说，你回来干什么。于文娟愣住了，她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她下乡的这两年，母亲早就改嫁了，继父带着一个儿子住进了这个家，房子本来就小，根本没有她的容身之地。母亲看她的眼神，带着嫌弃和不耐烦，她说，家里养不起闲人，你自己想办法吧。说完，就把她的帆布包扔到了门外，关上了院门。 于文娟站在门外，手里还攥着那个装着红枣花生的布包，冷风刮过，她打了个寒颤。她看着紧闭的院门，突然觉得，自己像个无根的浮萍，城里的家容不下她，陕北的黄土地也回不去了。她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看着路边亮着的电灯，突然觉得很陌生。她蹲在马路牙子上，把脸埋在膝盖里，放声大哭。她后悔了，后悔离开王建军，后悔离开那个虽然贫穷却温暖的王家坪。 哭够了，于文娟擦干眼泪，她知道，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她想起了村里的人，想起了王建军的笑容，想起了自己在黄土地上挥洒过的汗水。她不能倒下，她得活下去。她开始找活干，去饭馆洗碗，去工地搬砖，什么苦活累活都干。晚上，她就睡在桥洞底下，把那个布包抱在怀里，就像抱着王建军的体温。 有一天，她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听到工友们议论，说国家恢复高考了。这个消息，又一次点燃了于文娟心里的希望。她想起自己下乡前，成绩一直很好，要是能考上大学，是不是就能改变命运？她咬牙，拿出攒了很久的钱，买了一套高考复习资料。白天干活，晚上就着路灯看书，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她的手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眼睛熬得通红，可她从来没有放弃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夏天，于文娟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她拿着通知书，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她终于有了出路，终于可以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了。开学前，她回了一趟王家坪。她想看看王建军，想告诉他，自己考上大学了。可她到了村里才知道，王建军早就成家了，娶了邻村的一个姑娘，生了个胖小子。村里人说，王建军送她走后，大病了一场，后来家里人给他说了门亲事，他就答应了。于文娟站在王建军家的院门外，听见里面传来孩子的笑声，她没有进去，默默地放下一兜水果，转身离开了。 她知道，有些人，有些事，错过了就是一辈子。她和王建军的缘分，就像那列远去的列车，再也回不去了。后来，于文娟大学毕业，留在了城里工作，成了一名老师。她常常给学生们讲起陕北的黄土地，讲起那个叫王家坪的小山村，讲起那个跟着列车狂奔的少年。她想告诉孩子们，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藏着无奈和心酸，可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看到曙光。 那个年代的知青，就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那片贫瘠的土地，他们的故事，藏着一代人的悲欢离合，也藏着一个时代的印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