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6年，谢晋元团长的遗孀凌维诚与“八百壮士”幸存者拍下的珍贵合影。 照片里的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旗袍，站在十二位衣衫褴褛的老兵中间，身后是吴淞路那栋用变卖田产换来的三层小楼。 谁能想到这个挽着发髻、双手布满老茧的妇人，十年前还是沪上名媛圈里弹得一手好钢琴的凌家大小姐。 1927年的上海婚礼上，作为伴娘的凌维诚第一次见到谢晋元，这个刚从黄埔四期毕业的年轻军官，在军阀混战的间隙里，用几句关于岳飞《满江红》的见解俘获了她的心。 那时她父亲是上海总商会的董事，母亲舍不得女儿嫁给随时可能上战场的军人，可凌维诚铁了心要嫁。 1928年汉口医院里，谢晋元右腿缠着绷带躺在病床上，她就站在床边说“我等你”，简单的三个字成了往后半生的精神支柱。 1937年深秋，谢晋元把妻儿送到广东蕉岭乡下，临走时他蹲下来给四岁的儿子系鞋带，说“等打跑了日本人，爸爸就来接你们回家”。 凌维诚那时还不知道，这竟是夫妻最后一次见面，在蕉岭的四年，她学会了插秧、养鸡，用陪嫁的金镯子换过口粮，把绸缎衣服改成孩子们的补丁衣裳。 1941年春节刚过，逃难的同乡带来报纸，上面印着“谢晋元团长被刺身亡”的消息，她把自己关在柴房三天，出来后眼睛肿得像桃子，却对孩子们说“爸爸去执行秘密任务了”。 抗战胜利那年，凌维诚卖掉谢家祖传的半亩水田，带着四个孩子走了二十多天山路回到上海。 在四行仓库旧址附近，她遇见了当年谢晋元的警卫员，老兵见到她突然跪下，哭着说“夫人，我们对不起团长”。 那时幸存的壮士有的在码头扛大包，有的沿街乞讨，还有人被日军抓到南洋做苦工刚逃回来。 凌维诚把三层楼的房子改成“八百壮士服务社”，前院养鸡种菜，二楼住老兵，三楼当作坊做毛巾袜子，她说“你们跟着谢团长流过血，我不能让你们老无所依”。 1947年夏天，凌维诚带着老兵们的联名信找国民党当局申请抚恤金，接待的官员推说“国库空虚”，让她“再等等”。 转过年来解放军进了上海，她本来没抱希望，却在一周后接到市政府通知。 陈毅市长亲自召见她，指着文件上“烈士家属优先安置”的条款说“谢团长是民族英雄，政府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后来老兵们陆续被安排了工作，有人去了工厂，有人回了老家，临走时都来给凌维诚磕个头，说“夫人，我们没给谢团长丢脸”。 那张合影后来挂在凌维诚家堂屋，照片里老兵们胸前的勋章大多是用铜片自己做的。 晚年她常对着照片念叨“你们看，当年答应谢团长的事，我做到了”。 1987年她临终前，让子女把谢晋元的遗物捐给博物馆，其中有块怀表，背面刻着“忠贞为国”，那是1928年她送给丈夫的结婚礼物。 如今怀表的指针早已停摆，但那段关于承诺的故事，还在四行仓库纪念馆的展柜里，陪着往来的参观者静静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