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生了我们四个姑娘，我是老大。因为没有儿子，父亲在外面偷偷找了个小三，还生

我的母亲生了我们四个姑娘，我是老大。因为没有儿子，父亲在外面偷偷找了个小三，还生了个弟弟，此后父亲竟公然不回家，工资也不给我母亲，我们母女一家五口就靠母亲一个月三十几元的工资为生，那种艰苦的岁月就无法描述了。 母亲在纺织厂当挡车工，三班倒的活计熬得她眼窝子总陷着，可她下班后总往家背回个沉甸甸的布袋子。起初我们以为是厂里发的边角料，打开才发现是些碎布头、旧棉线，还有台缺了个脚的旧缝纫机——是她从废品站淘来的，机身锈得厉害，踏板踩下去咯吱咯吱响，像只哮喘的老猫。 “娘要学做衣裳。”她把碎布头摊在炕上，用粉饼在布上画样，“厂里李姐说，会做衣服能接私活，一件小孩袄子能挣五毛呢。”可她白天盯机器盯得眼睛发花，晚上穿针引线时，线头在针眼外绕三圈都进不去，急得额头冒汗，就把线头放嘴里抿抿，再眯着眼凑到油灯下——那时候我们家舍不得用电灯，就靠盏煤油灯照亮，灯芯爆出的火星子，映着她手上的老茧一闪一闪。 我们姐妹四个也跟着忙活。我负责把碎布头按颜色分类，二妹学着剪样子，三妹和小妹蹲在地上捡掉在缝里的棉线。有回母亲接了个急活，给邻村张屠户家的胖小子做周岁棉袄，要绣只喜鹊登梅。她熬了两个通宵，右手食指被针扎得全是小红点，血珠渗出来，她就往嘴里吮吮接着绣。可临交货前，小妹贪玩碰翻了浆糊碗，棉袄前襟沾了片黑渍，母亲看着那片渍子，眼圈一下子红了，却没骂小妹，只是把棉袄泡在大盆里搓，搓到后半夜，手冻得像红萝卜，终于把渍子搓淡了些，又在旁边补绣了朵小梅花盖住。 那时候谁能想到，母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不光能捻出细密的棉纱，还能绣出比朝霞还艳的花呢？张屠户来取棉袄时，摸着那只扑棱棱像要飞起来的喜鹊，非要多给两毛钱，说：“大妹子，你这手艺，赶得上城里裁缝铺了！”母亲攥着那两块七毛钱，手都在抖，当晚就去供销社给我们买了半斤水果糖——那是我们头回吃带糖纸的糖，甜得舌头都要化了。 后来母亲的活越来越多，她把缝纫机修得锃亮，踏板踩得又快又稳，嗒嗒嗒的声音成了我们家夜里的钟。她教我们认针脚、辨布料，说：“女人手里有门手艺，就像走路带着拐棍，再滑的坡也能走稳当。”我们姐妹四个出嫁时，嫁衣都是母亲亲手做的，红缎面上绣着牡丹，针脚密得能数出个数，连婆婆们都夸：“看这手艺，就知道闺女是在疼惜里长大的。” 如今母亲八十多了，眼睛花得穿不上针，却总爱坐在缝纫机旁，看我们姐妹四个围在一起做活——我给孙女缝口水巾，二妹给孙子绣书包，三妹和小妹比着做虎头鞋。母亲就笑眯眯地说：“你们看，当年那些碎布头，现在都变成金疙瘩了。”阳光从窗棂照进来，落在她银白的头发上，也落在我们手里五颜六色的布料上，暖烘烘的，像极了那年她第一次给我们分糖时，糖纸在油灯下闪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