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最棘手的两大难题，压根不是台海博弈、中美较量，也不是中日摩擦、负债压力，而是藏在暗处咬根基的“内鬼”，和越来越多不愿结婚的年轻人！ 那些明面上的博弈和压力，好歹有明确的应对方向，真要博弈也有操作空间；可这俩藏在发展骨子里的问题，就像慢性毛病似的，一点点侵蚀国家运转的根基，破坏力又隐蔽又持久。 千万别觉得“内鬼”是瞎编的，他们是真真切切存在于权力体系和核心领域的蛀虫，每动一次手，都在直接耗损国家的公信力和大家的公共利益。 就说刚被开除党籍的68岁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智，妥妥的“内鬼”典型。 他在中纪委系统干了30多年，手里攥着执纪执法的大权，本来该是守护党纪国法的“防火墙”，结果却忘了自己的初心使命，干起了执纪违纪、执法犯法的勾当。 借着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职务调整这些事儿上给别人开绿灯，收了巨额好处费，甚至还干预司法、帮亲戚谋私利。就算党的十八大之后，他也没收敛，照样我行我素，把纪检监察系统的公信力坑得够呛。 更危险的是那些潜伏在核心要害部门的间谍型“内鬼”，国家安全部披露的郝某案就特别有警示意义。 郝某曾经留学日本，后来进了国家部委当干部，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用请客送礼、给“稿费”的方式慢慢拉下水。 回国后，他照着美方的要求钻进核心要害单位，多次偷偷接头，给美方提供了中央某部敏感项目的5项机密级国家秘密、2项秘密级国家秘密，最后因间谍罪被判了无期徒刑。 这种“内鬼”的存在，直接往国家主权和发展安全上捅刀子。经济领域里，“内鬼”的破坏也让人触目惊心。 甘肃某国企原董事长吴某，借着负责棚户区改造征收的权力，跟别人合伙买了个不在拆迁范围的院子，靠违规操作把院子划进拆迁名单，一起骗了995万多元的拆迁补偿款。 他还多次越权扩大征收范围、提高补偿标准，让国企平白损失了1700余万元。这种拿着公共权力给自己捞钱的操作，直接坑了国有资产，也毁了社会公平。 这些“内鬼”散布在各个领域，靠着职务便利或特殊身份钻制度的空子，他们的破坏比外部博弈更要命，因为他们直接动摇了大家对国家治理的信任。 比起“内鬼”在暗地里搞破坏，年轻人不愿结婚的浪潮，是明晃晃地在慢慢瓦解社会根基。这个趋势带来的人口结构失衡等问题，会在未来几十年里持续影响社会运转。 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说得很清楚，我国结婚率已经跌到了近十年最低，2018年全国结婚率才7.2‰。而且越发达的地方，这个趋势越明显——上海以4.4‰的结婚率排全国倒数第一，浙江5.9‰紧随其后，北京、广东这些一线城市的结婚率也一直偏低。 跟结婚率走低绑在一起的，是初婚年龄一个劲儿地往上涨。全国平均初婚年龄已经到了25～26岁，城市里更夸张，涨到了26～27岁。 就说上海，男女平均初婚年龄分别是30.3岁和28.4岁；江苏更狠，平均初婚年龄直接冲到34.2岁，男女都突破了34岁。 这种趋势背后，是一堆现实问题凑到了一起。南开大学人口学教授的研究发现，独生子女一代大多“个性突出”，自我意识特别强，更想过舒服自由的日子，对婚姻里该承担的责任、该做的妥协没做好准备。 再加上房价高得让人喘不过气，就业竞争又激烈，大家读书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些都把结婚的门槛抬得老高。 高校里的“三高”女青年于晓楠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她有博士学历，在高校当老师，家境也不错，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伴侣。交际圈窄，又想找个势均力敌的人，结果在婚恋市场上卡了壳。 还有国企职员刘豪这样的优质男性，也因为太看重自己的感受，没耐心跟人打交道，相了好几次亲都没成，最后干脆单身。每天健身、打游戏的独居生活，他过得还挺自在。 更值得注意的是，婚姻观念的转变已经形成了连锁反应。1990年的时候，30～35岁女性的未婚比例才0.6%，现在已经涨到了7%；35～40岁女性的未婚比例也从0.3%升到4%，整整翻了10倍还多。 年轻人不想结婚，连带的是生育意愿也跟着下降。这会直接导致未来劳动力不够用，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进而给社保体系、经济发展动力带来一连串的压力。这种对社会根基的瓦解，可比短期的经济压力难逆转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