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1日，受周总理邀请，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三位科学巨匠登上天安门

1966年10月1日，受周总理邀请，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三位科学巨匠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看他们多开心，就知道咱们的科研技术又有了重大进步。那天的城楼上，周恩来身边站着三个穿着朴素的中年人，脸上挂着轻松的笑。四十三天前，西北大漠里，一枚装着核弹头的东风二号拖着火光飞过天空，蘑菇云升起，中国第一次真正有了可以“打得出去”的核武器，那张笑脸，是对这件事的回应。外面的气氛一点不松。太平洋上，美国的北极星导弹核潜艇在海面下游弋，中苏边境陈兵如林。一九六四年，中国在戈壁滩上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国内振奋，国外却说那是“装在卡车上的核装置”，算不上实战威慑。往前数六年，一九六零年，苏联撕毁协议，专家撤走，留下的是一屋子残缺图纸，还甩下一句“没有援助，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没计算机就拨算盘，没成套设备就用废弃厂房和戈壁工棚搭试验台。就凭这些“土家伙”，从一九六零年算起，六年时间走完从原子弹到导弹核武器的路，东风二号携带核弹头试验成功，正是这段路的关键一脚。 1966年国庆，周恩来把三位科学家请上城楼，不需要多解释。三人里，钱学森总被第一个提起。一九五五年，他在美国被软禁五年，新中国拿出朝鲜战场俘获的十一名美军飞行员，换回这位出名的科学家。那边开出优厚条件想留人，他只给了一个态度：祖国需要他，他的事业在中国。回国之后，迎面而来，是西北零下三十度的戈壁风和撤走专家留下的空架子。没有计算机，就抱着计算尺和一摞摞草稿纸，把公式一行一行算到手酸眼花；没有像样的场地，就在废弃厂房里支起设备。关键阶段，他几天几夜守在阵地边上，困了就在行军床上眯一会儿，饿了抓起冷馒头啃两口。东风一号点火升空，他在发射场边又笑又哭。导弹有了起步，他又把经验挪到人造卫星工程上，“东方红”飞上太空，他在地面稳住底盘。他主动把自己的待遇往下调，把钱多留给科研。站在他旁边的邓稼先，在青海金银滩核基地，说中国搞的是“争气弹”。为了算清原子弹、氢弹的临界数据，他带着团队围着算盘和草稿纸转，演算结果一叠叠堆起来，装满了三个仓库。一九六四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没顾得上好好庆祝，又一头扎进氢弹方案。一次试验出了状况，现场残留的碎片沾着高辐射，他抢在前面冲进去，把关键样品抱出来，惦记的是科研成果不能白费。长年透支加上辐射，他的肝脏早早出现纤维化。 1966年站在天安门城楼时，他的身体已经在报警，笑容却很亮，他对身边人说，这一辈子值了。朱光亚名气低一点，在圈里却很要紧。原子能研究所的同事习惯喊他“大管家”，总见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在办公室和试验场之间来回。包里塞着爆轰物理、中子物理、核材料生产、测试仪器的数据和安排，一项项都得过他这一关。遇到难点，他皱着眉对着图纸琢磨，同事打趣，说他的脑子比机器靠谱。两弹结合试验成功的消息传来，很多人又跳又叫，他只是把起雾的眼镜摘下来擦一擦，确认下一步安排，再继续忙。周恩来问他有什么想要的奖励，他只提了一件事，希望基地多几台计算机。后来拿到的国家奖金，他又都捐给希望工程。还能看到三人身后，还有一串名字。飞机失事时死死护住试验数据箱的郭永怀，在烈火中把资料保了下来；守在病房和手术台之间、被称作中国剖腹产第一人的林巧稚，把一生给了病人；长期隐姓埋名做氢弹理论工作的于敏，几十年不对外多说一个字；默默托起中国核潜艇事业的黄旭华，把青春锁在深海。《大国功勋》翻开，这些事加在一起，就是这个国家的底气。 1966年的意义还不止核导弹突破。同一年，人造卫星工程启动，钱学森团队从导弹阵地转到卫星方案，邓稼先躺在病床上继续参与氢弹理论推演，朱光亚开始为今后的核电站打算盘，把核技术慢慢引向民用。这一线从大漠试验场拉到天空，又拉到后来灯火通明的城市。今天，人们习惯谈北斗导航、高铁速度、嫦娥探月、天问一号、量子通信、量子计算机，还有深海里下潜的蛟龙。这些成就看上去离当年的废厂房和算盘很远，其实一脉相承。那一代科学家留下的是一种做事的路数：条件再差也不等人施舍，名利面前先把脚跟站稳，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前途绑在一起。 1966年国庆这张城楼合影，把这种路数凝成了一个画面。周恩来举起酒杯，敬的是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也是敬所有在实验室、在大漠、在深海里默默忙碌的人。只要这些故事还被一遍遍说起，那天城楼上的笑脸，就不会在人群里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