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重庆歌乐山，新政府组织民众挖掘“11·27”大屠杀中遇难烈士遗体，准备收殓安葬。 照片中，几名群众正小心翼翼地将裹尸布包着的遗体抬上木板，地上散落多具用白布覆盖的遗体，现场庄严肃穆、悲痛凝重。 歌乐山上的泥土，还带着初冬的寒意。挖掘的人们屏住呼吸，手里的铁锹不敢用力，生怕惊扰了长眠于此的英灵。焦黑的土壤里，混杂着难以辨别的碎片。有人从硬块的缝隙中，抽出一缕缠结的长发；有人捡到半块烧得变形、却仍能看出纹路的衣料。这些，是辨认亲人、战友唯一的、令人心碎的线索。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半个多月前，那场震惊世人的疯狂屠杀。1949年11月27日，此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剩三天。国民党反动派在溃败前夕，于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白公馆和渣滓洞，举起了屠刀。 他们把关押在此的300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集中起来，用机枪疯狂扫射。为了毁尸灭迹，特务们甚至向遗体泼洒汽油，纵火焚烧，渣滓洞牢房化为一片火海。那天的歌乐山，被亲历者用“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来形容。最终，仅有35人在这场浩劫中侥幸脱险。 重庆解放的曙光刚刚照亮山城，新政府最紧迫的工作之一，便是让烈士们重见天日、入土为安。中央人民政府迅速指示重庆军管会：“查明详情，收敛遗体，清理遗物。” 挖掘队伍由脱险的志士、烈属、工人和自发前来的市民组成。 他们走向的是人间最惨痛的现场：渣滓洞的牢房已成断壁残垣，许多遗体被烧得蜷缩一团，轻轻一碰就可能碎裂。在另一处屠杀现场电台岚垭，人们在一个方形大坑的薄土下，发现了被平整摆放的29具遗体，面目均已腐烂。 辨认工作，比挖掘更加艰难，是对生者情感的巨大煎熬。由于焚烧和腐烂，面容根本无法辨认。人们只能依靠细微的特征：一缕长发、一件衣物上的补丁、一件随身物品。 烈士江竹筠（江姐）和李青林，正是依据遗体长长的黑头发才被辨别出来。杨虎城将军的遗体，是通过牙医根据补牙记录确认的。 很多时候，确认身份依靠的是亲人刻骨铭心的记忆——一位老大娘拿着一块带补丁的蓝布，在一堆遗骸旁比对了整整一天，终于在焦黑衣物的边缘找到相同的针法，那正是她儿子的衣服。每一个身份的确认，都伴随着心碎的哭泣。 整个收敛过程，充满了庄严的敬意与艰辛的付出。当时物资极度匮乏，但人们竭尽全力。政府调集了300口棺材，每位烈士的遗体都用3丈白绸包裹，并用2斤酒精消毒。民众自发带来家里最好的白布。 一位裁缝甚至带着针线，仔细地将烈士破碎的衣物碎片拼接起来，他说：“哪怕拼不全，也要让烈士带着完整的衣物入土。” 对于无法区分的遗骸，便用整块白布一起包裹，标注发现地点。最终，人们在歌乐山范围内共发现了331具遗体。 这些烈士被安葬在原“中美合作所”特警班大礼堂的废墟上。这个选址寓意深刻：让英雄的忠魂，永远镇守并净化这片曾被罪恶笼罩的土地。安葬时没有隆重的仪式，却有上千名群众手持自制的小白花，自发前来为英雄送行。最初的墓碑上，许多只能刻着“无名烈士”。 但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后来，这里建成了歌乐山烈士陵园，树立起“浩气长存”的大型群雕。当年那些“无名烈士”，随着史料完善，他们的名字被一个个找回，镌刻在英名墙上。 从那时起，每年的11月27日和清明节，歌乐山下从未间断过祭奠。有一家人，从1949年起，父亲、儿子、孙子、曾孙，四代风雨无阻前来献花，只为告慰当年为保护他们的父亲而牺牲的三位战友。 这份跨越七十多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最深的悼念，不是一时的悲痛，而是绵延不绝的铭记与传承。挖掘遗体的照片，凝固了那个悲壮的起点。它提醒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始于无数英烈在至暗时刻的宁死不屈。他们以身殉理想，照亮了后来者的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信源参考：新华社《每一年这一天，从未忘却的祭奠》对“11·27”烈士殉难及后代持续纪念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