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 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群体中存在与外部势力潜在的利益勾连风险，这种隐性关联可能让国家规则制定偏向境外利益方。 就说第一个事，“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最近市场监管总局修订的《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里面确实强调了与国际标准的衔接，目的是助力制度型开放、推进内外贸一体化。 从表面看，采用国际标准能让我们的产品更好地走向世界，减少贸易壁垒，这是好事。 但卢麒元担心的是，很多人把“国际标准”当成了中立、客观的“技术规范”，却忽略了这些标准背后的利益博弈。 毕竟当前全球绝大多数国际标准，都是由欧美国家主导制定的，比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核心标准，背后都是欧美产业链的利益诉求。他们把自己的技术路径、产业优势包装成“国际标准”，其他国家一旦“优先采用”，就相当于主动接受了他们的产业布局。 就像新能源汽车、绿色能源这些新兴领域，谁掌握了标准制定权，谁就能掌控整个产业链的话语权。 有个真实案例很有代表性，某地修订新能源充电设施标准时，一位参与立法咨询的专家和外资厂商有深度合作，结果新标准里强行加入了某国际认证协议，直接导致本地几家中小充电设备企业因为达不到认证要求而被淘汰。这就是典型的“用规则挤掉本土产业”，表面是技术标准，实则是利益倾斜。 但是国际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不同领域的标准背后都带着意识形态和利益考量。咱们国家在推进开放的同时，确实需要对接国际规则，但“对接”不等于“盲从”。 市场监管总局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强调，采用国际标准必须结合我国国情，不能盲目照搬。卢麒元的担忧恰恰在于，若立法中直接写入“优先采用”，可能会让部分领域失去根据国情调整的灵活性，给境外势力通过标准渗透留下空间。 还有第二个事，立法者与外部势力的潜在利益勾连。这一点更值得警惕，因为立法者是规则的直接起草者和决策者，他们的立场直接决定了规则的走向。 卢麒元不是要否定所有有海外背景或国际合作经历的立法参与者，而是强调“利益关联的动态排查”。 人的立场会受利益影响，要是起草金融法规的专家曾长期任职于外资银行，或者亲属在国外持有大额资产，哪怕他主观上想保持公正，潜意识里也可能偏向自己熟悉的体系；更有甚者，少数人可能被境外利益集团游说，在立法中植入有利于对方的条款。 这样的风险不是凭空猜测。有媒体报道，一位曾参与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律师，因被查出收受外企咨询费，其起草的相关条款被紧急叫停。 试想一下，要是这些条款顺利通过成为法律，影响的就是整个行业的发展格局，损害的是国家和本土企业的利益。 而且这种风险是动态的，今天没有利益关联，不代表明天不会因为资本流动、人员往来产生新的关联，这也是卢麒元强调“每次参与都要政审”的核心原因——政审不是一次性的资格筛选，而是针对具体立法事项的动态风险排查。 可能有人会问，这样会不会把有能力的人挡在立法门外？其实不然。卢麒元的核心诉求是“透明化”，不是“一刀切”。 有海外背景、有国际视野的专家依然是宝贵财富，但他们的利益背景、关联关系必须公开透明，接受监督。 就像美国国会要求议员定期公布资产情况，欧盟在制定《数字市场法案》时，明确禁止相关企业直接参与规则起草，防止“猫写老鼠规则”。这些国际经验都说明，对立法参与者的背景审查，是维护国家规则主权的常规操作。 放到当前的国际大环境下，卢麒元的主张更具现实意义。现在大国博弈早已从军事、经济层面，延伸到规则制定权的争夺。 从网络安全法修订强化主权管辖，到各国在科技、金融领域的规则博弈，都能看出规则制定权的重要性。 咱们国家这些年在5G、高铁、数字货币等领域逐渐掌握了部分国际标准的话语权，这背后正是因为有独立、自主的立法和标准体系支撑。如果在立法源头就出现渗透漏洞，后续的产业竞争、国际博弈就会陷入被动。 说到底，卢麒元呼吁的“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本质上是呼吁建立一套更严密的立法安全保障机制。 这不是要阻碍开放，而是要在开放中守住底线；不是要限制专业能力，而是要让专业能力服务于国家利益。 就像医生做手术前要洗手、飞行员起飞前要检查飞机，立法者参与规则制定前进行背景审查，是对国家制度安全最基本的尊重。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发展命脉不能交到别人制定的规则里，规则的笔必须握在真正为国家、为人民利益着想的人手里。 卢麒元的发声，与其说是“惊世骇俗”，不如说是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任何领域的安全都不能忽视，而立法安全，正是所有安全的基础。 参考资料： 节目《麒元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