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新婚后不久，才女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约会，她隐忍不发，接连生下5个孩子，一次，她向丈夫要钱买米，丈夫甩了她一耳光：“你也是知识分子，干嘛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婚礼于1934年2月4日举行，地点在上海国际饭店，仪式结合中西风格，宾客众多。新人乘坐头等轿车出行，场面隆重，还登上当地报纸版面。李家为此花费不菲，摆出数十桌酒席，邀请亲友见证。结婚没几天，她在家中看到李钦后与守寡的表嫂单独相处，两人行为超出亲戚界限。她选择不声张，继续处理家务，避免冲突扩大。几天后，李钦后在客厅与表嫂合唱《风流寡妇》，歌声带有嘲讽意味，这让她在旁人面前尴尬。李钦后表现出占有欲，对她在大学里的社交不满，多次质问她与男同学往来，导致争执频繁。 他坚持要求她中断学业，理由是妻子应专注家庭事务。她在压力下退学，离开校园，转而留在李家操持日常。家中氛围强调传宗接代，她很快怀孕。第一胎生产在1935年，是个女孩，婆婆当即表现出失望，言语中抱怨没有男孩继承家业。李钦后外出频繁，不参与婴儿护理，她独自照顾孩子，同时应对家人的冷淡。第二胎在1937年生下，又是女孩。婆婆公开指责她给家族带来负担，李钦后回家时态度疏离，只偶尔询问孩子情况。她在产后恢复期，还需处理家务和第一个孩子的喂养，日子越发忙碌。战时上海物价波动，她开始注意家庭开支，但李钦后不提供额外支持。 第三胎于1939年降生，仍旧女孩。李家对她的不满加剧，婆婆在饭桌闲聊时多次暗示她无能，李钦后用沉默回应，避免直接介入。她这时已生三个女儿，家中资源分配偏向其他成员，她为孩子们准备衣食，常常独自缝补衣物。李钦后继续他的社交生活，晚归成为常态。第四胎在1941年出生，还是女孩。这次婆婆直接在客厅斥责她是李家的累赘，李钦后加入批评，说她没有尽到责任。她面对这些指责，继续生计琐事，孩子们的生活全由她打理，包括教育启蒙和日常饮食。李家整体对她的态度冷漠，她在家中地位低下。 第五胎在1942年生下男孩，李家氛围稍有改善，婆婆开始关注婴儿的喂养，李钦后也表现出短暂的满意。但关切焦点集中在孩子身上，对她的照顾仍旧忽略。她在产后不久，面对家庭经济压力，上海战乱导致失业增多，李钦后在家闲置，不负担家用。米缸渐空，她为孩子们的基本需求，向李钦后开口要钱买米。他脸色阴沉，甩手给她一耳光，口中说出侮辱的话。她捂住脸，没有回应，站起身离开现场。这件事成为她婚姻中的转折点，李钦后的不负责任暴露无遗。 耳光事件后，她开始闭门写作，将婚姻经历记录成文。小说《结婚十年》在《风雨谈》杂志连载，内容涉及家庭琐碎和女性处境，迅速流行，重印多次。她凭借稿费获得经济独立，与张爱玲并称文坛双璧。1944年，她发现李钦后与邻居赵琏有染，证据包括私下往来。她提出离婚，带四个女儿离开李家，租下上海一间小房居住。李钦后同意离婚，她净身出户，继续写作维持生计。 她创办《天地》月刊，亲自处理编辑和发行事务，刊物内容涵盖都市生活和男女关系，吸引读者群。她的作品保持直白风格，讨论婚姻中的实际问题。离婚后，李钦后继续生活，在法院工作，但因贪污罪被处决，1951年。她接回子女，参加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工作，继续文学创作。晚年她生活艰难，靠看守大门挣取微薄收入，经济窘迫，曾为一块钱发愁。她希望生命早点结束，日子在贫困中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