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粟裕听说部队抓了200多名特务，没高兴，反问道：“我们不过一个师，敌人有必要派这么多特务吗？此事不简单，务必查清楚！” 那年底，新四军第一师突然抓了200多个“军统特务”。 消息一传开，整个根据地都炸了锅。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些人几乎全是刚从上海来的青年学生——年纪不大，有的才十七八岁，穿着学生装，背着书包就来了。 可师长粟裕听完汇报，一点没高兴，反而皱着眉，说出了这样的话。 事情是从一个叫黄特的新兵开始的。 入伍审查时，锄奸科觉得他可疑，一查，果然是军统特务。黄特家里是地主，父亲早年在苏区被镇压，他心里一直记着仇。后来投靠军统，被派到根据地搞情报。 身份暴露后，黄特慌了。为了脱罪，他反咬一口，说同批来的女学生田青也是特务。 其实根本没证据。就是路上田青看他生病，照顾过他几次。他动了心思，表白被拒，怀恨在心，干脆借机报复。 田青不是新人。她1938年就参军了。只是性格直，不太会“来事”。 她确实两次离队：一次是被调去地方民兵队，觉得委屈，请假回了家，但没多久就回来了，还带了个同学洪辉；另一次是1941年夏天日军“扫荡”，她和十几个学生吓得擅自离开队伍。事后没人追究，可在锄奸干部眼里，这就成了“不可靠”的把柄。 有了黄特的指认，锄奸科立刻把田青抓了起来。 审讯压力下，她很快“认了”，还供出史行、董大任两个人。这两人被抓后，在刑讯下又咬出洪辉。洪辉扛不住，又供出带队从上海招兵的王兴华。 王兴华身份不一般——他是老党员，党龄比不少团级干部都长。 他的名字一出现，案子马上“升级”。锄奸科认定这是个有组织、有层级的特务网。顺着口供一路抓，最后牵连200多人。 但粟裕越听越觉得不对。 他打过太多仗，太清楚特务是怎么干的。军统要是真想渗透，派三五个精干分子就够了。怎么可能一次性塞进两百多人？经费从哪来？怎么联络？这么大规模行动，早就露馅了。 再说，当时刚经历皖南事变，新四军正在重建，急需人才。上海地下党正动员进步青年北上参军。 这批学生都是通过组织介绍来的，有的还是地下党发展的对象。 他们成群结队报名，恰恰说明信任共产党。真要是特务，会这么高调？ 粟裕没犹豫，马上请来军部保卫部部长汤光恢。 汤光恢是老红军，作风扎实，从不搞“运动式”办案。他一接手，就发现案子漏洞百出：全靠口供，一件物证都没有。 他立刻分头行动：一边发电报给上海地下党，逐个核实这些学生的背景；一边亲自提审王兴华。 王兴华见到汤光恢，一句话没说完就哭了。他一把掀开衣服——背上全是鞭痕、烙伤，皮肉溃烂。 接着，他委屈诉苦：“我实在扛不住了……他们逼我认，还要我说别人。不说就往死里打。” 几乎同时，上海的回电到了：200多人里，只有黄特和一个叫刘年的女生确实是军统特务。其余全部清白，很多人还是地下党发展的积极分子。 至此，真相水落石出。 整件事就是黄特因私怨诬告，后面所有“供词”，都是在酷刑下一层层编出来的。没人敢喊冤，因为喊了打得更狠。 粟裕得知后，当场拍板：全部平反！一个都不能落下！名誉要恢复，工作要安排！ 在汤光恢推动下，除史行、董大任等几人在狱中病逝外，其余人都被释放，重新回到战斗岗位。有些人后来牺牲在抗日前线，有些人活到建国，一辈子记得这次劫后余生。 这场冤案能及时纠正，关键就在两个人没随大流。 粟裕没被“抓特务”的数字冲昏头，汤光恢没为了“成绩”掩盖问题。他们守住了底线。 事后，新四军专门整顿锄奸工作，明文规定：政治案件必须有物证；严禁仅凭口供定案；严禁刑讯逼供。这些规矩，是用血换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