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国民党上将张荫梧，在听到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后，暗中纠集

1949年1月，国民党上将张荫梧，在听到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后，暗中纠集武装，准备阴谋发起武装暴乱。 1949年初的北平，傅作义虽然签字了，但城里头乱七八糟的势力多如牛毛。那时候，张荫梧身上的头衔是蒋介石亲自安的——“华北剿匪总部上将参议”。这官衔听着挺虚，实际上就是老蒋安插在傅作义身边的一只眼睛，盯着傅作义的一举一动。 眼看着傅作义“反水”，按照常理，像张荫梧这样的铁杆反动派，要么跟着蒋介石的飞机赶紧溜去南京或者台湾，要么就找个耗子洞钻起来。可这位张上将，偏偏选了一条最找死的路。 他居然认为，共产党那是“土包子”，打仗行，但要管理北平这样的大城市，那肯定玩不转，迟早还得求着他这样的“老市长”出山来收拾局面。于是，他非但没跑，反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搞起了一个所谓的“华北民众自救会”。 干的是要在解放军眼皮子底下搞暴乱的勾当。他利用自己在保定四存中学当校长的身份，把这所学校搬到了北平府右街，表面上是教书育人，实际上那是他的秘密军火库和反革命指挥部。 就在北平市民准备扭秧歌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时候，张荫梧在四存中学的地下室里，藏着成箱的手榴弹、轻机枪，还有那个年代最要命的电台。他联络了北平周边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号称拉起了9万人的队伍，甚至还给自己封了个“敌后游击策动委员会”的总指挥。 这位张上将的妄想症还挺严重。他甚至还写了一封《致杜鲁门呼吁书》，试图跟美国总统套近乎，甚至期待第三次世界大战赶紧打响，好让他浑水摸鱼，以此作为跟共产党讨价还价的资本。 但他这如意算盘，打得再响，也架不住对手是久经沙场的中共社会部。 早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咱们的情报部门就像显微镜一样，早就盯上了这颗毒瘤。当时，为了接管北平的治安，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专门办了个“情报保卫人员训练班”，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一百单八将”的那批精英。这批人，那是从全军选拔出来的尖子，跟着谭政文局长，随着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了北平。 1949年2月，解放军已经入城，北平市公安局刚刚挂牌。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就得烧在这个“摩擦专家”的头上。 当时的北平刚刚解放，人心未稳，张荫梧毕竟挂着“上将”的头衔，又是教育界的“名流”，如果大张旗鼓地派兵去围剿，搞不好会引起社会恐慌，甚至逼得他的残余势力狗急跳墙。 于是，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的处长冯基平，定下了一条计策：智取，秘密逮捕。 1949年2月15日晚上7点多，几辆吉普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府右街四存中学的门口。 从车上下来的，是侦讯处的科长常真，点名要见张荫梧。常真的身份伪装得很巧妙，他自称是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的代表。 见到张荫梧后，常真客客气气地说：“张先生，叶主任想请您去谈谈北平教育界的事情，咱们新政府刚接管，很多情况还得仰仗您这样的老资格指点指点。” 这老小子一听，心里乐开了花：瞧瞧，我说什么来着？共产党果然搞不定大城市，这就来求我“取经”了吧？ 张荫梧那是相当配合，换了身得体的衣服，满面春风地就跟着“代表”上了汽车。 然而，车子开着开着，张荫梧就觉得不对劲了。这条路，根本不是去东交民巷军管会的方向，而是拐进了王佐胡同，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的大本营。 车子刚停稳，张荫梧就被带进了一间审讯室。这时候，等待他的可不是叶剑英的茶水，而是预审科干部吕岱和吴文藻那冰冷的眼神。 “张荫梧，你的戏演完了。” 审讯人员根本没给他狡辩的机会，直接把话挑明了：“你在四存中学里藏了多少枪，联络了多少特务，想搞什么暴动，我们一清二楚。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坦白交代。” 紧接着，侦查员把从四存中学地下室搜出来的轻机枪、步枪、手榴弹清单，往桌子上一拍。 看着这些铁证，刚才还做着“教育家”美梦的张荫梧，瞬间就像被抽了脊梁骨，瘫在椅子上。他之前依仗的所谓“美国支持”、所谓“9万大军”，在人民公安的铁拳面前，脆弱得像一张纸。 当晚，张荫梧就全招了。 这还没完，公安局这边是连环计。这边刚撬开张荫梧的嘴，那边早就埋伏好的侦查员全线出击。那个晚上，北平城的夜色掩护下，一场针对反革命武装的收网行动悄然展开。 从2月15日晚上到16日清晨，张荫梧苦心经营的那个“敌后游击策动委员会”，连同他手下的纵队司令、副司令，像佟寿山、张建候这些骨干分子，被公安干警一个个给提溜了出来。 后来统计战果，光是从张荫梧那儿缴获的长枪就有200多支，机枪好几挺，还有两箱手榴弹。这起案子，后来被称为解放军入城后侦破的第一个大案。 张荫梧被捕后，在狱中没待多久，就查出了胃癌。共产党倒也人道，给他办了保外就医。这年5月27日，就在他梦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却先一步在病痛中结束了自己可悲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