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2008年，中央通知去台湾领父亲骨灰，儿子坚定拒绝：他是叛徒。 2008年，一封来自中央的通知送到了北京一个普通家庭。信里说，可以去台湾领回父亲刘光典的骨灰了。没想到，小儿子刘玉平听完后，攥着信纸的手直发抖，咬着牙说：“我不去！他是叛徒，凭什么要我们去领？”这话憋在他心里几十年了——从记事起，“叛徒的儿子”就像烙铁一样烫在他身上。 在刘玉平的记忆里，新中国成立那是举国欢腾的日子，可偏偏是他们家的至暗时刻。 那时父亲刘光典去了台湾没多久，噩耗就跟着谣言一起飞过了海峡——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刘光典“弃暗投明”的消息，甚至有传言说他在香港开了记者会，还在国民党那边捞了个少校军衔，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谣言如同利刃，刀刀捅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家上，邻居们的指指点点、学校里同学骂的“小叛徒”，让三个孩子在白眼里艰难求生。 最苦的是母亲王素莲，这个柔弱的女人直到临死前还死死抓着丈夫留下的一件旧西装，眼神涣散地念叨着“等解放了他就回来了”。 那是1955年，她才三十二岁，就在无尽的屈辱和等待中撒手人寰，留下三个成了孤儿的孩子，那时的刘玉平哪里知道，所谓的“记者会”是国民党找了个长相相似的特务演的一出戏；所谓的“少校待遇”，更是杀人诛心的毒计。 历史的真相往往被藏在最深的暗处，当北京的妻儿在那个十平米的破屋里遭受千夫所指时，被骂作“享清福的叛徒”的刘光典，正在台湾南部的旗山原始森林里，过着连野兽都不如的生活。 刘光典原本不必受这份罪，他是辅仁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日语，也是生意场上的好手，早在1946年遇见入党介绍人洪国式之前，他在医药行当里已经攒下了殷实家底。 为了给上海地下党筹建经费，他眼睛眨都没眨，就把家里攒下的四十多两黄金和上千美元全捐了，一个视钱财如粪土的人，怎么可能为了荣华富贵去当叛徒？ 1950年初的台湾，白色恐怖笼罩全岛，中共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叛变，整个情报网顷刻崩塌，上线洪国式被捕，刘光典瞬间成了断了线的风筝，面对全岛通缉，他没有去领那份赏金，而是转身钻进了一千多米海拔的深山。 为了躲避搜山，他掘地为穴，挖出的土洞只有半米高，人钻进去连腰都直不起来，活像个地鼠。在那漫长的四年里，他没有吃过一口热饭，饿了就摘野果，渴了喝叶子上的露水，偶尔还得冒险下山偷挖农民的地瓜。 那个曾经西装革履的儒商，把身上最后的衣衫穿成了布条，胡子头发像野草一样疯长，硬生生把自己熬成了一个“野人”。 支撑他活下去的理由只有一个：等待解放，把情报送出去。 但叛徒的出卖终究还是让这一线生机断绝了，1954年2月，刘光典被捕，国民党特务本以为抓到了一条大鱼，哪怕不能策反，至少能用来做反面教材。 讽刺的是，恰恰是当年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印制的这一份试图恐吓民众的宣传资料，在半个世纪后成了刘光典清白的铁证。 在那份2008年才被子女们翻阅到的发黄档案里，详细记录了他在深山逃亡的细节，敌人本想说“看，这就是跟国民党作对的下场”，结果却无奈地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共产党人是如何在绝境中守住底线的。 除了这份档案，还有一张让刘玉平泪流满面的照片，那是1959年2月4日的清晨，台北新店刑场细雨蒙蒙。 照片里的刘光典双白发丛生，衣衫单薄，但那个歪着头、眼神轻蔑而平静的表情，直接穿透了时空。那天，执行官问他有无遗言，他只回了两个字：“没有”。 随后，他在判决书上利落地签下名字，从容赴死，那一年，他37岁。在被关押的五年里，无论酷刑还是诱惑，他一个字都没吐。 这迟来的真相，终于解开了刘玉平心头那个死结，那个让全家背了半辈子黑锅的男人，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抛妻弃子的懦夫，而是在暗夜里独自燃烧到最后一刻的英雄。 直到1991年那张烈士证书发下来，甚至直到2008年看到那些确凿的敌伪档案，这个支离破碎的家族才终于完成了心理上的拼图。 最后一次去台湾，刘家姐弟做了一个悲壮的决定，他们在台北那个名为“以此归来”的墓园里，将父亲的骨灰一分为二。 一半被小心翼翼地捧回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那是为了告慰九泉之下的母亲，让她等到了一生的答案；另一半，他们流着泪留在了台湾。 刘玉平看着海峡的那一头说，父亲在台湾战斗到了最后，那我们就把这半个他留在那里，等到两岸真正统一的那一天，我们再来把这一半接回家，让他完整地安息。 如今，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花岗岩墙上，刘光典的名字在阳光下静静闪耀，那是历史对沉默者最高声的回答。 主要信源：七一网——父亲，你究竟是谁？——烈士之子近一甲子“寻父”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