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白求恩三个字，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是“国际友人”的典范，是把命搭进去帮中国的“活雷锋”。 但如果跳出这层光环，很多外国人确实有点疑惑：一个加拿大医生，怎么就跑到战火纷飞的中国来了？他图啥？ 这不是在拍电影，是真人真事。 在北美，他是医学圈里的“卷王”天花板，1935年就混进美国胸外科学会五位执行委员的那一拨人，还是蒙特利尔圣心医院的胸外科主任。 他可不是那种靠关系上位的，他是硬核发明家，搞出12种外科器械，连“白求恩肋骨剪”都成了教科书里的名词，写了14篇专业论文，专业水平妥妥的顶配。 所以说，白求恩在加拿大，那是吃香喝辣，病人抢着挂他的号，同行要么跟着他，要么怕被他卷死。 但这种“高光人生”里，他心里却是空的。 他看够了当时的医疗体系：穷人得病要么挨着，要么等死，医生成了“有钱人的专属服务员”。他觉得，这不对劲。 1935年，他去了趟苏联，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那次旅行，直接把他原本平静的医学人生扯了个口子。 他在苏联看到的是“医生是给所有人治病”的理念，那是他在北美从没见过的医疗逻辑。他开始动摇，开始质疑自己当医生的意义。 那一年，他回国没多久，就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 从一个医学明星，变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不是冲动，是他给自己人生重新找方向的开始。 他不相信医生只该服务于“能付得起账单”的人。他更愿意把手术刀当武器，为底层人争命。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没犹豫，自己拉了个医疗队就奔着前线去了。 在那里，他搞出了世界第一个战地移动血库，8个月做了500多次输血手术，把战地医疗从“靠天吃饭”变成了“能打硬仗”。他用行动证明，医生也能“打仗”。 但他没停。他把西班牙战场看成反法西斯的前线，也把中国当成下一个必须支援的地方。 1937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遇到了陶行知，听说了中国的医疗困境。再加上那年读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他被延安深深吸引。 因为他觉得那是他信仰的延续。 1938年，他拒绝了国民党的挽留，带着自己买的医疗器械，横跨太平洋，硬生生把自己送到了延安。 到中国后，他没“讲排场”，没“走流程”，见了毛泽东聊完，就直接奔着晋察冀边区去了。那时候，那里是最缺医生，最危险的地方。 他搞出了“卢沟桥药驮”，一套能挂在骡子背上跑战场的移动手术台，带着它，他在齐会战斗中69小时连做115台手术，成功率80%。这不是医术，是拼命。 他还在涞源县孙家庄的手术室里，炮弹都打到门口了，他没停手术。他说：“伤员不能等。” 他不是神。他也有情绪，脾气大得惊人。对用药失误，他会骂人；对士兵，他会半夜坐在炕头替人看伤口。他拿X光机捐出去，自己拿着简陋装置硬撑。 有些人说他“疯了”，但他疯得让人敬佩。 1939年10月，他在摩天岭做手术时手指被划破，当时没条件处理，感染成败血症。11月12日，他死在河北唐县，年仅49岁。 在中国待了六百多天，从医生变成了烈士。 他的死不是一句“为中国而死”就能概括的。他是为信仰死的，为他相信的那个“每个人都能看得起病”的世界死的。 他的精神不是“伟光正”的摆设，而是一种“有骨头”的信仰。他的选择是他在那个时代里，找到了最符合自己理想的那片土地。 他是一个不甘心做“富人专属医生”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后，加拿大政府重新评价了他，把他列为国家级历史人物。 而在中国，他的名字早已刻进了教科书，也刻进了无数人的心里。 今天来看，白求恩的“为什么”，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他不是因为中国多好，而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代表了“可以改变世界”的可能。 他没有成为时代的旁观者，而是选择跳进这个时代，哪怕代价是命。 在当下这个充满冲突和分裂的世界里，白求恩的故事，或许可以提醒人们：人能不能超越国界、超越身份去做选择，关键不是你站在哪，而是你信什么、敢不敢为之付出一切。 这才是他留给世界最硬核的答案。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陶行知介绍白求恩来到中国》2014年12月18日14:57 来源：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