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时期，杨宪主政扬州时，主簿宋善言贪污200斤稻种换了一只烧鸡和2斤酒，杨宪下令将其开膛破肚，把他的皮用稻草填满挂在府衙门前，以震慑百官。朱元璋得知后，大加赞赏，并将杨宪升了官。 杨宪在扬州的这一举动，虽看似残暴，却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深深嵌入了明初洪武年间特殊的历史土壤中。当时天下初定，历经元末数十年的战乱、割据与灾荒，整个社会尤其是江淮一带，已是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扬州这座曾经“扬一益二”的繁华都会，在朱元璋与张士诚的拉锯战后，几乎成为一片废墟。朱元璋将杨宪派往此处，所交付的绝非普通的太守之职，而是一项艰巨的“战后重建”与“秩序实验”任务。杨宪的严苛，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个疮痍时代赋予的“特权”与压力。 宋善言所贪的200斤稻种，在承平年代或许不值一提，但在洪武二年的扬州，其意义非同小可。稻种是恢复农业生产的根本，是百姓能否在来年吃上饭的希望。贪污稻种，等同于掐灭生机，盗窃未来。朱元璋出身贫苦，对底层百姓的疾苦和官吏的贪腐有着切肤之痛与深刻警惕。他深知，新王朝若想站稳脚跟，必须赢得民心，而赢得民心的第一步，就是肃清那些继续鱼肉乡里的蠹虫。因此，杨宪用如此骇人听闻的“剥皮实草”之刑处置一个贪污稻种的主簿，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惩罚。它传递出一个清晰而残酷的信号：在新朝，即便是最微小的贪污，也会招致最极端的后果。朱元璋的赞赏，正是对这种“信号”放大效应的肯定——他需要的，正是这样能坚决贯彻其铁血反腐意志的“利刃”。 这一事件也是明初重典治吏的缩影。朱元璋即位后，亲自编订《大明律》，后又颁布更严酷的《大诰》，其中对贪腐的惩罚之重，空前严厉。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即可处枭首、剥皮之刑。各府、州、县衙门旁，常设“皮场庙”，专司剥皮之刑，并将填草的人皮悬挂公座旁以儆效尤。杨宪在扬州的做法，不过是将中央精神在地方上以一种更戏剧化、更视觉冲击的方式执行了而已。这种做法在短时间内确实产生了强大的震慑力，使得官吏“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为之一清，对明初社会的稳定与经济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这种依靠恐怖威慑的管理方式，也埋下了长远的隐患。它极大压缩了官僚体系的自主空间，使官吏人人自危，倾向于不作为或少作为，唯恐因小过获重罪。同时，它也造就了一批像杨宪这样以“酷”为能、以迎合上意为务的官吏。杨宪后来官至中书省左丞，权倾一时，但其行事风格终究过于峻急刻薄，最终也因结党、不法等罪名被朱元璋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