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1930年代末，导师拍着他的肩膀许诺，只要留下，就是通往世界级微生物学家的坦途，但大洋彼岸的一张报纸彻底粉碎了这份平静——淞沪会战的前线，无数中国士兵因为伤口感染，在没有药物的绝望中痛苦死去。 对于汤飞凡来说，显微镜下的细菌不再只是科学样本，而是吞噬同胞性命的野兽，既然西方国家把最先进的抗菌技术列为最高军事机密，既然外国药商能把价格炒到黄金还要贵，那中国人就只能靠自己的一双手。 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决绝，他把那个繁华世界关在身后，拖着几箱书籍和简易设备，一头扎进了战火纷飞的祖国。 在这个挂牌“中央防疫处”的地方，头顶是漏雨的屋瓦，身边是满身补丁的助手，要在这种连无菌环境都像是奢谈的地方搞出世界最尖端的抗生素，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没有用来恒温培养细菌的昂贵温控箱，汤飞凡就硬是琢磨出了一套“土办法”，他找来木匠打了个箱子，中间注满水，底下安一盏煤油灯日夜烧着。 为了那一丝救命的温度，他和学生们像看护重症病人一样，通宵轮流值班调节灯芯大小，眼睛死死盯着水温计，只为维持在那个哪怕差半度都可能前功尽弃的25摄氏度。 养菌需要“粮食”，牛肉浸膏买不到，他们就漫山遍野地找替代品，老祖宗既然能用黄豆发酵做酱油，难道就不能养活青霉菌？他们熬玉米浆、煮土豆汁，甚至发酵豆腐渣，硬是在这一穷二白的废墟上，把细菌的“口粮”给续上了。 但最让人绝望的不是硬件，而是菌种，从印度辗转带回来的几十株“洋菌种”，到了昆明的高原气候下显得水土不服，产出的青霉素少得像早晨的露珠，根本没法用于临床。 整个实验室随后变成了一座疯狂的“霉菌博物馆”，所有人都在盯着发霉的东西看，烂橘子、废旧皮革、受潮的墙皮……这在旁人眼里脏臭不堪的垃圾，却是汤飞凡眼里的救命稻草。 1942年的一个雨季，学生卢锦汉从床底拖出一双满是绿毛的旧鞋，正准备扔掉时被汤飞凡一声喝止，那团绿得有些发亮的霉菌，在显微镜下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菌丝粗壮、结构完整。 这团生在臭皮鞋上的本土霉菌，其产药能力竟然是那些娇贵进口菌种的三百倍，汤飞凡如获至宝，他把这双鞋像奖杯一样摆在实验室最显眼的地方，那是中国青霉素真正的起点。 要把青霉素从培养液里“捞”出来，需要精密的离心机和真空泵，这些都没有，那就用手，他们把一辆废弃汽车的旧引擎拆下来，改造成土离心机，靠着手摇皮带带动转子旋转分离。 没有冷冻设备，为了防止药物在提取中失效，大冬天的还要把瓶瓶罐罐搬进冰窖，手冻得僵硬连试管都握不住，只能塞进怀里暖一暖再继续干。 这种科研精神，震动了远道而来的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李约瑟，当他收到汤飞凡的求助信，看到中国人居然在用如此原始的方式挑战世界级难题时，那种为了民族生存而爆发的韧劲让他肃然起敬。 很快，李约瑟动用关系运来了一批当时比黄金还珍贵的实验玻璃器皿和仪器。有了这些援助，这支穿着草鞋、吃着杂粮的科研“杂牌军”终于如虎添翼。 1944年9月，第一批贴着手写标签的国产青霉素被紧急送往惠滇医院，病床上躺着的士兵伤口严重溃烂，高烧不退，已经被判了“死刑”。 当那珍贵的液体顺着针头推进血管，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几个小时后，体温开始下降；三天后，垂死的士兵竟然睁开了眼。 消息传开后，有人盘算这得值多少钱，毕竟当时黑市上一支进口药能换一根“大黄鱼”（金条）。但汤飞凡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的回答掷地有声：每支一元。 这只相当于一斤糙米的钱，如果是贫苦百姓，分文不取，在他看来，这些药是用命换命做出来的，图得就是个良心，若是为了发财，当初又何必回来？ 这种带着中国血性的青霉素，很快便源源不断地从那个简陋的破庙流向战场，它们随着驼峰航线的飞机飞越天险，哪怕是盟军战士，也在使用这来自昆明旧皮鞋上诞生的神药。 汤飞凡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依旧穿着那件打满补丁的白大褂，把所有的奖金都换成了新的实验器材。 从青霉素开始，到后来的狂犬疫苗、斑疹伤寒疫苗，他始终把自己当成第一号实验体，用身体试毒，以命博药。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中国青霉素,竟源于抗战期间一双发霉的旧皮鞋 《中国疫苗百年纪实》江永红—“中国第一支青霉素诞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