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没人想到，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背后是一位科学家破釜沉舟的决心。彼时的汤飞凡早已是微生物学界的佼佼者，哈佛留学归来的他，曾在协和医学院深耕，甚至研发出第一代醋酸火棉胶滤膜，让世界看到中国科学家的实力。可抗战爆发后，他亲眼见过上海救护站里，伤员们的伤口化脓溃烂，明明扛过了炮火，却熬不过感染的折磨，那种无力感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眼看要做亡国奴，研究出再好的东西又有什么用？”这句悲愤的呐喊，藏着他对家国的牵挂，也让他笃定：必须造出中国自己的青霉素。 研制之路难如登天。西方不仅封锁技术，连核心菌种都守口如瓶，而迁到昆明的中央防疫处，堪称“一无所有”。没有恒温箱，研究人员就用木炭生火调节温度，昼夜守在实验室，把温度精准控制在青霉素生长必需的24摄氏度；没有通气设备，就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培育，让青霉能接触足够氧气；没有标准培养基，就反复试验，最终用云南的玉米汁和棕色蔗糖调配出营养基。更难的是找菌种，青霉家族庞大，只有点青霉和黄青霉能提取青霉素，汤飞凡发动全员“寻霉”，旧衣服、发霉的水果、家具上的霉斑，只要见到绿色霉菌就收集起来鉴定。直到有一天，有人从一双受潮的旧皮鞋上刮下一团绿毛，经过检测，正是他们苦苦寻觅的高产青霉菌株。 条件的简陋超出想象。实验室里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每天用完都要修理的破锅炉；提纯需要透析设备，他们就把回收的破木船放进湖里充当容器；要把液体青霉素制成稳定的固体，国外用化学干燥机，他们却只能靠土办法摸索，生怕温度稍高就破坏药效。汤飞凡带着朱既明、樊庆笙等年轻科研人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身上的白大褂沾满污渍，手上布满试剂腐蚀的痕迹。有一次，因为培养基调配失误，几十瓶菌种全部失效，团队成员都泄了气，汤飞凡却默默点燃一支烟，“从头再来，只要人在，就没有做不成的事”。他还写信给李约瑟求助，这位英国学者被他的执着打动，四处奔走筹集到188万经费，解了燃眉之急。 1944年，历时三年的坚守终于有了结果。中国第一批可用于临床试验的青霉素粗制品诞生，经过提纯浓缩，每毫升浓度达到2万至5万牛津单位，和美国同类产品不相上下。更让人动容的是，汤飞凡没有借机牟利，反而将青霉素定价为一元一支，优先供应前线军民。有富商带着金条上门，想高价购买治疗梅毒，被他断然拒绝：“这药是救家国的，不是给你享乐的！” 这些青霉素通过秘密渠道送往各个抗日根据地，曾经只能用食盐消毒的伤员，终于有了救命药。晋察冀根据地的医护人员后来回忆，有位战士腹部中弹感染，已经昏迷不醒，注射国产青霉素后，竟然奇迹般苏醒，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汤飞凡的贡献远不止于此。抗战胜利后，他带领团队继续攻关，不仅让青霉素实现量产，还研制出狂犬疫苗、牛痘疫苗，遏制了1950年华北的鼠疫，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后来为了研究沙眼病原体，他更是不顾危险，将病原体滴入自己的眼睛，带着红肿发炎的眼睛坚持工作40天，完整记录病程，最终分离出沙眼衣原体，让全世界沙眼患者数量大幅下降。这位被称为“中国疫苗之父”的科学家，用一生践行了“为生民立命”的誓言。 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没有先进设备，没有充足经费，汤飞凡靠着爱国情怀和科学执着，打破了西方垄断，为苦难中的中国撑起了一把“生命保护伞”。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科学家，从来都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们的坚守与奉献，是民族最宝贵的财富。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更应铭记这些“科技脊梁”，传承他们自力更生、爱国报国的精神。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