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20岁的外交天才顾维钧，迫于父母的压力，刚和17岁的张润娥完婚，他却在母亲的房间躲了两晚，第3晚张润娥找他同寝，顾维钧却不愿意碰她，他说：“床是你的，沙发是我的！” 大家眼里的顾维钧，是风度翩翩的“民国第一外交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博士，洋气得很。但你可能不知道，他能出国留学，全靠他那个有钱又有眼光的岳父——张衡山。 张衡山是个名医，也是个看人极准的伯乐。他一眼就相中了当时还稍显稚嫩的顾维钧，认准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为了把这个“潜力股”变成女婿，张衡山可是下了血本，不仅把女儿张润娥许配给他，还卖掉了部分祖产，资助顾维钧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这就给顾维钧套上了一层沉重的“精神枷锁”。你想啊，人家既是岳父又是恩人，这笔恩情债，比泰山还重。 1908年，顾维钧正在美国读得风生水起，家里突然发来一封急电：“父病危，速归。” 这招“诈病赚文山”的老套路，虽然俗，但是管用。20岁的顾维钧是个孝子，火急火燎地赶回上海。一进门，傻眼了。父亲顾晴川红光满面，家里张灯结彩，哪有半点生病的影子？ 这分明就是逼婚！ 顾维钧当时的心理阴影面积估计能覆盖整个黄浦江。他受的是西方自由恋爱那一套教育，对这种包办婚姻本能地抗拒。他想反抗，可父亲一句话就把他堵死了：“做人不能忘本，你留学的钱是谁出的？咱们顾家不能做背信弃义的小人！” 一边是追求自由的灵魂，一边是沉甸甸的恩情和孝道。顾维钧妥协了，但这妥协里，藏着深深的不甘。 婚礼办得很隆重，但在顾维钧眼里，这更像是一场只有形式的滑稽戏。 新婚之夜，最尴尬的一幕发生了。 红烛高照，17岁的张润娥羞答答地坐在床边。她是典型的传统女子，讲究的是三从四德，既然嫁了人，那就是顾家的人，心里指不定还憧憬着举案齐眉的日子。 可顾维钧呢？他像个受惊的刺猬，浑身带着刺。前两个晚上，他甚至为了躲避洞房，直接躲到了母亲的房间里去睡。这就有点孩子气了，但也足见他内心的抗拒有多强烈。 到了第三晚，实在躲不过去了。母亲把他推进了新房。 张润娥看着眼前这个留洋归来的丈夫，鼓起勇气想让他上床安歇。顾维钧却像触电一样跳了起来，他指着那张喜庆的大床，冷冰冰地划下了一道楚河汉界： “床是你的，沙发是我的！” 这句话，比任何争吵都伤人。它直接否定了张润娥作为妻子的身份，也宣告了这段婚姻的死亡。 那个晚上，张润娥在床上辗转反侧，顾维钧在沙发上和衣而卧。两个人，两个世界。中间隔着的，不仅仅是一米宽的地板，而是整整一个时代的代沟。顾维钧心里想的是自由、人权、爱情；张润娥心里想的却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残酷之处：新思想的先锋，往往要通过牺牲旧时代的无辜者来祭旗。 你以为结了婚就算完了？没那么简单。 婚后不久，顾维钧要回美国继续学业。按理说，把妻子留在家里侍奉公婆是常规操作，但顾维钧为了不落人口实，或者也是为了给岳父一个交代，决定带着张润娥一起去美国。 这或许是张润娥一生中离幸福最近，也最远的时刻。 到了美国，环境变了，关系却没变。顾维钧把张润娥安顿在费城，还托人教她英语。这听起来挺体贴是吧？但实际上，两人一直过着兄妹般的生活。 顾维钧虽然不碰她，但在生活上并没有虐待她。这一方面体现了他作为绅士的修养，另一方面也更残忍——客气，是因为没感情；尊重，是因为把你当外人。 张润娥是个传统的中国女人，到了花花绿绿的美国，语言不通，脚又小，出门都费劲。她努力想融入丈夫的世界，但这就像让一个绣花女去开飞机，太难了。 而顾维钧呢？他在外交舞台上长袖善舞，谈笑风生。两人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拉得越来越大，直到变成了无法跨越的鸿沟。 1911年，顾维钧提出离婚。理由很冠冕堂皇：性格不合，志趣不同。其实说白了，就是不想凑合了。 这个时候，张润娥展现出了令人心疼的懂事。她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也没有搬出父亲来压人。她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或许在美国的这几年，她也看明白了，强扭的瓜，不仅不甜，还是苦胆做的。 两人签了一纸离婚协议。顾维钧给了她一笔钱作为补偿，算是一点心理安慰。 张润娥回国了。她没有再嫁，也没有回娘家哭诉。这个可怜的女人，做出了一个决绝的选择——在上海陆家观音堂落发为尼，从此青灯古佛，了此残生。 她把那份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连同顾维钧给她的所有信件，通通烧了个干干净净。这一烧，把前尘往事都烧成了灰烬，也把那个叫“顾维钧”的男人，彻底从生命里抹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