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军歼-8在空中发射了一枚导弹，不料导弹卡在机翼下纹丝不动，瞬间将战机点燃，失控的战机瞬间从万米高空下坠，千钧一发之际，飞行员却放弃跳伞死死守住战机，最后结果如何？ 这事得从2003年10月21日说起。那天本来就是一次按计划走流程的定型试飞，主要任务是验证一种新空空导弹的性能。陈加亮像平时一样把飞机带进靶场空域，按步骤来：雷达锁定目标，参数算好，确认发射条件都符合。然后他拇指按下发射按钮。 正常情况下，导弹点火、脱离挂架、飞出去，事情就结束了。可偏偏最要命的故障出在最关键的环节：导弹已经点着火了，发动机喷着火焰在那儿猛推，可固定导弹的挂钩却卡死了，导弹没脱离。也就是说，一枚已经全力喷火的导弹，死死挂在机翼底下，一边喷一边不走。 这对飞机来说简直是灾难。导弹的推力本该把自己推出去，现在却变成了“拧飞机”的力——全压在一侧机翼上，硬生生把飞机往一边扭。 更要命的是尾焰温度高得吓人，持续对着机翼和附近结构猛烤。原本靠空气动力平衡的飞机，一下就乱套了，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拽住往旁边猛甩，紧跟着开始翻滚，根本不听使唤。 地面雷达上，代表歼-8F的那个点也不正常了，忽上忽下、乱跳乱窜，甚至一度跑出了监控范围。驾驶舱里更不用说，警报响成一片。 飞机每翻一下，过载就把人往舱壁上甩，脑袋发胀、胸口发闷，身体像被撕扯一样难受。任何一个稍微懂点飞行的都知道，这种情况拖下去，飞机可能会解体，人也可能直接没命。 指挥中心当然急了。按照试飞的安全原则，到了这种“弹药故障影响机体、飞机已经不可控”的程度，第一件事就是保飞行员的命。耳机里指挥员的声音很急，意思很明确：别硬扛了，马上弹射。 陈加亮的手就在弹射拉环旁边，但他就是没拉。他不是吓傻了，也不是逞强，他是在心里飞快算一笔账：他现在坐的不是一架随便摔了还能再造的普通飞机，而是一架原型机，是用来做验证、找问题、改设计的关键平台。这架飞机要是空中炸了，连同这次最要命的故障信息也一起没了。 更糟的是，导弹为什么没脱离、挂钩哪里出了问题、热烧蚀到底伤到了哪些部位，这些最真实、最极限的数据全都带不回来。没有这些东西，后面要修要改就只能靠猜，研发就会走弯路，甚至可能还会发生类似事故。 所以他咬牙做了个决定：不跳，先把飞机稳住，至少要把飞机和数据带回地面。哪怕回去的是一堆废铁，也得让它在地上变废铁，而不是在天上炸成渣。 接下来那几十秒，基本就是他用人力跟导弹推力硬扛。他双手死死抓住操纵杆，像钳子一样不松；双脚拼命踩舵，哪边要偏就往回顶。飞机剩下的控制面能起多少作用，就全靠他一点点“掰”回来。与此同时他还得等，等导弹的固体燃料烧完。 只要导弹还在喷火，那股拧飞机的怪力就不会消失，高温也会一直烤下去。那段时间在他感觉里肯定长得离谱，每一秒都像拖着走：一边是飞机在翻，一边是机翼在被烤软，随时可能出大事。 终于，导弹那股火喷完了，尾焰停了，推力没了，那种把飞机往死里扭的力量一下子消失。陈加亮抓住这个瞬间，赶紧把姿态改平。 可这并不等于安全了，因为长时间的高温已经把左侧的舵面和机翼烧得很厉害，飞机重心也偏了，操纵变得很怪：你给它一点动作，它反应慢半拍，有时候还跟你“唱反调”。 这种状态最怕的就是失速，一旦速度掉下来，升力不够，飞机就会像石头一样往下砸。 陈加亮很快摸出了规律：要想让这副“残躯”还能在天上撑住，就得比平时飞得更快，用更大的气流升力把它托起来。于是返航这一路，他既要保持速度，又要控制高度和姿态，还得考虑油量、距离、进近路线，每一步都得算得死死的。 真正难的是快到机场的时候。要落地就得减速，可他这飞机一减速就可能失速栽下去；不减速又会冲得太快，直接冲出跑道尽头，同样是机毁人亡。说白了，怎么选都像死路，唯一的活路就是把那个“刚刚好”的点掐准。 当跑道终于出现在视野里，地面的人心都提到嗓子眼。飞机带着伤冲下来，在接地前因为尾翼升力不足，机头突然往下猛点，像要一头砸在地上一样。 就在所有人觉得“完了”的那一下，陈加亮做了个看起来很反常的动作：他猛地加大油门。发动机瞬间把推力顶上来，硬是把正在下坠的机头给撑住、抬起来。 机头一抬稳，他又立刻非常细、非常准地收回油门，稳住杆量，让飞机以能承受的姿态落下去。 飞机重重一顿，姿态歪歪斜斜，但终究没散架。 接下来还得刹住，既不能太猛把结构震散，也不能太慢冲出跑道。他靠着一连串精准的减速和修正操作，把这架快散架的飞机硬是按在跑道上，最后在离跑道尽头只剩200米的地方停住了。 直到飞机彻底停稳，大家才敢相信：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迫降，这是靠技术、意志和胆量硬抢回来的结果。陈加亮拼命把飞机带回来，不只是保住了一架原型机，更带回了最关键的故障现场信息。对后续改进来说，那些数据就是“命根子”，是最真实、最极限、最能把问题挖出来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