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41年的长沙城，102师师长柏辉章快急疯了，对面是4万多日军精锐，自己手里不到1万人，想向上级要点援兵，结果被一口回绝，他抓起电话，冲着手下团长吼：“敌人冲上来就肉搏，谁敢退一步，自己提头来见！” 1941年9月，日军第11军集结了超过12万人的重兵，第二次想叩开长沙的大门，摆在柏辉章102师面前的，是新墙河这道最后的防线，对面压上来的是日军最精锐的第3、第6师团，整整四五万号人，而这时候柏辉章手里，满打满算不到一万人。 这是一道根本解不开的死题，日本人手里攥着322门火炮，天上还有飞机轮番扔炸弹，地下的坦克跟疯狗一样往河滩上冲，102师能做的，只有把命填进去。 柏辉章在电话里对着几个团长就把话撂绝了：“要是谁敢退半步，就把头割下来见我！”这话不是吓唬人，他是真急了。 白天为了躲那密得透不过气的炮火，弟兄们只能死死贴在山体反斜面的战壕里，哪怕被震得七窍流血也不敢露头；只有等到夜里敌人下河偷袭，或者坦克往河中心拱的时候，他们才像幽灵一样钻出来，哪怕用肉身也要把河水给堵回去。 到了仗打得最红眼的时候，连柏辉章自己都坐不住了，拎着枪就填上了一线火线，新墙河的水据说都被染变了色，那半个月的死守，每一秒都是拿人命在熬。 等这帮浑身烂泥血污的兵撤到浏阳田心镇，一点名，所有人都像哑巴了一样没声了，那个出发时还齐齐整整近万人的师，如今站着的只剩下600多个。 这一仗打得太惨，惨到连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参谋总长何应钦都不得不发来急电，夸他们打出了国威，可谁能想到，这支让日本人都觉得“硬得硌牙”的铁军，几年前还是一群谁都看不起的“叫花子兵”。 这帮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兵，早先穿的是草鞋，拿的是汉阳造，被人讥讽是“双枪兵”，正眼都瞧不上一眼。 1937年刚调到淞沪战场时，眼高于顶的胡宗南甚至防着他们，嫌弃他们装备烂，反手就把师里看着还算精神的607团和612团强行抽走，拆散了去填自己的嫡系部队，柏辉章那时心里苦得没法说，军令压死人，只能忍。 但贵州人的蛮劲就在这种憋屈里爆发了，苏州河那一战，友军阵地先垮了，被当成弃子的102师残部反而在河岸边扎成了钉子。 他们不光扛住了日军的正面强攻，607团那帮敢死队还在漆黑的夜里摸过河去，硬是用命换命，炸沉了日本人的两艘巡逻艇，把第九集团军的侧翼守得铁桶一般，那一夜过后，胡宗南被震住了，忙不迭地把借走的兵还了回来，从此再也不敢提“杂牌”二字。 但这“尊重”二字的价格，贵得让人心碎，从淞沪撤下来，九千弟兄只剩三千；再到徐州会战，在砀山又是六天六夜的血战。 那时候面对三倍于己的日军，102师确实打出了威风，毙敌千余，甚至干掉了一个叫李德的日军大佐，可这荣耀背后是什么？是304团团长陈蕴瑜的当场壮烈，是全师130多名军官的死伤名单。 这种痛，柏辉章比谁都深，就在徐州那会儿，前方子弹打光了，他亲弟弟柏宪章那时在后勤当兵站站长，那是柏辉章最信任的亲人，在运弹药的半道上被日军飞机给炸没了。国民政府事后给了再高的追赠，柏辉章手里捧着的，也就是弟弟那一纸冰冷的阵亡通知书。 从贵阳南门的纪念塔到长沙新墙河的血水，柏辉章把自己能给的一切都给了抗战，然而，生活给他的结局却像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 抗战后期，因为不是黄埔系的“天子门生”，即便战功赫赫，柏辉章还是被一杯酒释了兵权，打发去赣南做个管区的挂名司令，他那时许是看透了，后来索性辞职，躲到上海领一份闲差薪水。 1949年的冬天，风向彻底变了，回到贵州老家的柏辉章，在那个决定性的11月，带着老部下毅然选择了起义，按理说，这位戎马半生的老将，既有抗日的功劳，又有起义的觉悟，本该能有个安稳晚年。 可惜历史有时候并不讲情面，1952年的镇反运动中，因为种种复杂的历史纠葛，这位曾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将军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在枪声中结束了52岁的一生。 他没死在日军那铺天盖地的322门火炮下，也没死在松沪战场的绞肉机里，却倒在了自己家乡的土地上。 信源：天眼新闻血战淞沪,他们是贵州的《八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