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目！“北大终身教授”季羡林曾说：“如果还有来世，我情愿不读书，不留学，不当教授。就待在母亲身旁娶个媳妇，生些孩子，种个田地。 季羡林最荣耀的时刻，藏着最刺骨的痛。 他在海外战乱中苦熬11年，攻克冷门古文字成国际学界新星，可归国时，等待他的不是母亲的拥抱，而是一座孤零零的坟茔。 这位精通12国语言的北大泰斗，终其一生都在忏悔：“如果有来世，我宁可不读书、不留学、不当教授，只守着母亲种田。” 1935年，季羡林带着母亲塞的白面馍馍，踏上远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求学路。 他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与故土和母亲的漫长隔绝。 初到德国，语言不通是第一道难关。 他租住的小阁楼不足十平米，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单词，啃晦涩的语法书，晚上去听讲座，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注解。 为了省钱，他每天只吃两顿简单的面包配咸菜，冬天阁楼没有暖气，就裹着单薄的棉衣熬夜研究文献，手指冻得僵硬，就搓搓手继续写字。 他主攻的梵文、吐火罗文是出了名的冷门难学，相关文献少之又少，为了找到一份珍贵手稿，他要坐几小时火车去其他城市的图书馆，常常在图书馆待一整天，连一口热水都顾不上喝。 原本计划三年学成归国，可1939年二战爆发，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战火蔓延，交通断绝，他被困在了哥廷根，与国内的联系彻底中断。 最艰难的时候，他连温饱都成了问题。 物价飞涨，手里的钱很快贬值，他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打工补贴生计。 他去工厂做过搬运工，扛着沉重的货物在车间穿梭，一天下来累得直不起腰；也去餐馆洗过盘子，油腻的水浸得手发白，工钱却少得可怜。 即便如此，他也从没放弃过学术研究。 打工回来再晚，都会点亮小油灯，在昏暗的光线下研读文献，把研究心得一点点记录下来。 战乱中，图书馆也常常闭馆，他就把能借到的书都搬回阁楼，哪怕外面炮火轰鸣，他都沉浸在学术的世界里，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会拿出母亲的照片，偷偷抹泪。 他最牵挂的，是远在山东临清的母亲。 省吃俭用攒下一点钱，就想办法寄回家，可战火纷飞，信件和钱款大多石沉大海。 他不知道，母亲因为思念他，眼睛渐渐哭花了，每天都会拄着拐杖去村口的老槐树下张望，逢人就问：“我家羡林啥时候能回来？” 他更不知道，1939年，母亲已经带着对他的思念永远离开了人世。 家里人怕影响他学业，硬是把这个消息瞒了下来。 11年的艰苦打拼，季羡林在学术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他的《〈大事〉偈颂起源研究》轰动国际学界，成为原始佛教语言研究的重要文献；他对吐火罗文的破译，填补了东方学研究的空白。 哥廷根大学多次挽留他留校任教，给出优厚的待遇，可他一心只想回国，回到母亲身边。 1946年，历经辗转，季羡林终于踏上了回国的路。 刚到济南，他就迫不及待地往家乡赶，脑海里一遍遍浮现母亲见到他时欣喜的模样。 可走到村口，看到的却是一座长满杂草的坟茔。 乡邻红着眼眶告诉他真相，那一刻，季羡林所有的坚持和荣耀都轰然崩塌。 他扑倒在母亲坟前，哭得撕心裂肺，把随身携带的学位证书、学术奖章一件件摆在坟头，声音嘶哑地喊着：“娘，我出息了，我回来了，你怎么不等我啊！” 这份迟来的悔恨，成了他一辈子的枷锁。 归国后，季羡林入职北大，主持东方语言文学系。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中，想以此麻痹内心的痛苦。 他一手搭建起中国东方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培养出第一批东方学专业人才；他的《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牛棚杂忆》等著作，成为学界经典。 他被誉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获得无数荣誉，可这些都无法填补他对母亲的亏欠。 晚年的季羡林，书房里始终摆着母亲的旧照和留下的纺车。 他常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摩挲着纺车，想起小时候母亲在油灯下纺线的场景，想起母亲把仅有的白面馍馍塞给他的模样。 他在《赋得永久的悔》里写道：“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 他也常常叮嘱后辈：“学问可以慢慢做，可父母等不起，趁他们还在，多陪陪他们。” 2009年，98岁的季羡林逝世。 临终前，他特意嘱咐家人，把母亲的照片放在枕边，带着对母亲的思念与愧疚归于尘土。 如今，季羡林的学术遗产依然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者。 北大朗润园的书房被按原样保存，书桌前还摆着他当年研究用的工具书和母亲的旧照，供后人瞻仰。 他的故事，也始终在提醒着世人：亲情是这世间最珍贵的东西，比名望、地位、财富都重要。 那些为了梦想在外打拼的日子值得肯定，但别让对成功的追逐，变成对亲情的辜负。 趁父母还在，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别让“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成为一辈子的痛。 信源：中国网三农 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