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修改并重新确定我军各种称呼：“伙伕”改为“炊事员”、“马伕”改为“饲养

刘伯承元帅修改并重新确定我军各种称呼：“伙伕”改为“炊事员”、“马伕”改为“饲养员”、“挑伕”改为“运输员”、“传令兵”改为“通信员”、“号兵”改为“司号员”、带兵的统称为“指挥员”、当兵的统称为“战斗员”。一起统称为“指战员”。     刘伯承元帅早年有过旧军队的经历，又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习过军事理论。     他深知旧军队里的称呼带着浓厚的等级色彩，“伕”字自带雇佣意味，仿佛炊事、养马这些岗位的人低人一等，而“兵”字前缀的称呼也隐隐划分了高低贵贱。     这种等级观念像一根无形的刺，扎在军队内部，不利于官兵团结。     1930年，刘伯承化名林直木在上海主持军事著作翻译工作时，就注意到我军仍在沿用不少旧军队军语。     他当时就暗下决心要改造这些称呼，只是苦于战事繁忙，一直没能系统推进。     直到后来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他便开始着手梳理军队里的各类称呼。     他拿着笔记本，把军队里常见的称呼一个个列出来。     “伙伕”是给大家做饭的，保障全军的口粮供应，怎么能带着轻视意味？他琢磨着改成“炊事员”，“炊事”明确了工作内容，“员”字则体现了职业平等。     养马的“马伕”也一样，马匹在战争中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和作战助力，养马人功不可没，于是被定为“饲养员”。     挑着物资在战场上穿梭的“挑伕”，他们肩扛的是弹药、粮食，是前线的生命线，刘伯承将其改为“运输员”，精准概括了他们的核心职责。     传递命令的“传令兵”，不只是简单跑腿，更关乎战场指令的精准送达，“通信员”的新称呼更显专业与重要。     吹号的“号兵”，号声是战场的指令密码，“司号员”的“司”字，赋予了这份工作庄重的仪式感。     除了这些具体岗位，刘伯承还统一了官兵的核心称呼。     带兵的不再叫“军官”，统称“指挥员”，强调他们的核心职责是指挥作战而非享受特权；当兵的不再叫“士兵”，统称“战斗员”，明确每一位军人的核心使命都是战斗。     最后，他将这两类人合并称为“指战员”，一个简单的称呼，把官与兵拉到了同一水平线。     刘伯承会拿着拟好的新称呼清单，找基层官兵征求意见，也会和左权、叶剑英等同志反复商议。     有一次，他看到一位通信员因为被称为“传令兵”而面露不悦，更坚定了推进称呼改革的决心。     他知道，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实则是在重塑军队的内部关系。     这些新称呼最初在红军部队试点推行，很快就显现出效果。     以前被叫做“伙伕”的炊事员，腰杆挺得更直了，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伺候人的，而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一员。     饲养员精心照料马匹，因为“饲养员”的称呼让他们感受到了职业的尊严。     官兵之间的称呼变了，相处的氛围也变了，彼此之间多了一份尊重与默契。     抗日战争时期，129师誓师大会上，刘伯承带头换上新军帽的同时，也在部队里全面推行这些新称呼。     当时部队成分复杂，有不少从旧军队改编过来的士兵，起初还不太习惯，但看到师长对每一位“指战员”都一视同仁，渐渐也接受了这些新称呼。     久而久之，这些称呼就像一粒种子，在军队里扎了根。     刘伯承元帅改的不只是几个名词，更是军队的风气与灵魂。     旧军队里等级森严，官兵离心离德，而人民军队要的是官兵一致、同甘共苦。     这些新称呼就像一座桥梁，拉近了官与兵的距离，让大家明白，无论岗位如何，都是革命队伍的普通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