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不争取大汗之位,蒙古帝国的历史会如何发展? 如果忽必烈在1260年放弃争夺汗位,蒙古帝国的历史轨迹将在草原与中原的十字路口面临截然不同的选择。 当时的局势是,蒙哥汗死于合川钓鱼城下,帝国权力真空骤现:留守哈拉和林的阿里不哥手握传统蒙古贵族的支持,而掌控汉地军政的忽必烈则拥有中原物力与南征军团的拥戴。 若忽必烈遵照部分宗王的期待,退回漠北做一个安分的藩王,让阿里不哥顺利继承汗位,蒙古帝国的裂变或许会以更激烈的方式提前上演。 阿里不哥的统治必然以哈拉和林为中心,延续蒙古传统的游牧帝国模式。 这位坚持“祖宗旧制”的汗王,不会迁都大都,也不会推行汉法。 他的政权基础是草原贵族,维持斡耳朵(宫帐)政治与忽里台大会的选举传统。 但问题在于,蒙哥留下的摊子已非成吉思汗时代可比:西征后分封的四大汗国——金帐、察合台、窝阔台、伊尔——早已形成半独立势力,而中原汉地经过窝阔台、蒙哥两朝的治理,已形成庞大的农业经济区。 阿里不哥若想维持对汉地的控制,唯一的办法是沿用“间接统治”:通过耶律楚材式的汉臣征税,同时保留蒙古万户的军事管制。 但这种模式在蒙哥时期已暴露弊端——1257年李璮之乱正是汉地军阀对蒙古高压的反抗。 失去忽必烈的威慑,山东、河北的汉族世侯可能重演唐末藩镇割据,而蒙古本部因缺乏足够的兵力镇压,只能默许汉地事实上的独立。 更致命的分裂隐患来自黄金家族内部。 忽必烈的隐忍退出并不能平息窝阔台系的野心。 海都早在蒙哥时期就因继承权被夺而怀恨,若阿里不哥继位,这位窝阔台的孙子会以“维护传统”为名,联合察合台汗国的阿鲁忽,挑战拖雷系的统治。 1260年代的中亚草原将提前爆发内战——不是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四年对峙,而是海都联军与阿里不哥的直接冲突。 阿里不哥的草原联盟看似团结,实则脆弱:支持他的蒙古贵族多为守旧派,缺乏治理庞大帝国的能力,而海都的骑兵机动性更强,且占据中亚商路的财源。 可以预见,哈拉和林的汗庭将在十年内失去对察合台、窝阔台汗国的控制,金帐汗国因拔都系与拖雷系的旧怨,也会借机宣布独立。 伊尔汗国的旭烈兀虽为忽必烈同母弟,但若忽必烈失势,他将不得不向阿里不哥称臣,导致西征成果付诸东流——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将趁机收复叙利亚,蒙古势力彻底退出西亚。 中原汉地的归属将成为决定历史的关键。 没有忽必烈的“行汉法”政策,蒙古对汉地的统治会退回“军事殖民”阶段。 蒙古万户们会继续圈占农田为牧场,科举制度不会恢复,儒士地位持续边缘化。 但这种倒退必然引发更激烈的反抗:南宋或许不会在1279年灭亡,反而因蒙古内斗获得喘息之机,长江以北的红袄军、明教等民间武装会更活跃。 最可能的局面是,汉地形成若干半独立的军事集团——如史天泽的河北、张柔的河南——他们表面臣服于哈拉和林,实则效仿五代节度使,建立汉人主导的割据政权。 蒙古人因人口稀少(当时蒙古本部不足百万),不得不依赖色目商人征税,导致回回人与汉人矛盾激化,类似元末的“汉人南人”等级压迫会提前上演,加速社会崩溃。 宗教与文化的撕裂也将加剧。 忽必烈推行的藏传佛教“政教合一”政策本是为整合多元帝国,若由阿里不哥统治,萨满教将重新成为国教,喇嘛的地位被削弱。 但汉地佛教(尤其是禅宗)已形成庞大势力,全真教在丘处机之后仍拥有百万信众,草原宗教与中原信仰的冲突将取代忽必烈时期的相对包容。 更严重的是,蒙古贵族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忽必烈虽歧视穆斯林,却因商业需求加以利用,而阿里不哥的守旧派可能加剧对回回人的排斥,导致中亚商路中断,丝绸之路的繁荣成为泡影。 元朝后期的“亦集乃路”(黑城)文书显示,商业税曾占帝国收入的15%,若失去这笔财源,蒙古本部的游牧经济将无法支撑庞大的军事开支,进而陷入“掠夺—反叛”的恶性循环。 最深远的影响在于蒙古帝国的“中国化”进程被阻断。 忽必烈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看到了草原帝国与中原王朝的共生性:定都大都不是背叛草原,而是将开平(上都)与大都连成“草原—汉地”的二元枢纽。 他的“大元”国号取自《易经》,表面是汉化,实则是创造超越民族的“天下共主”身份。 若没有这种身份认同,蒙古将永远是盘旋在长城以北的征服者,而非中华文明的继承者。 明朝或许不会在1368年诞生,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个更碎片化的“后蒙古时代”——华北由汉人军阀割据,东北被高丽渗透,西域陷入伊斯兰化的混战,而蒙古本部退回克鲁伦河流域,重复匈奴、突厥的兴衰轮回。 历史没有如果,但忽必烈的选择确实在关键时刻重塑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 他的“背叛”(对草原传统)与“融合”(对中原文明),让蒙古帝国避免了过早的分裂,却也埋下了98年后的崩溃伏笔。
元朝时期,蒙古人口不足汉人百分之一,为何却能统治中国近百年?首先得承认,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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