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南博前任院长姚迁获得平反后，组织上为他召开隆重的追悼会。这一张照片拍摄于追悼会当天，意义特殊的是，追悼会没有选择在殡仪馆，而是选在南京博物院。 镜头中南博的大门前放着很多花圈，大家都纷纷缅怀这位刚正不阿、正直无私的老院长。 这场在博物院举行的追悼会，是姚迁生前没说出口的心愿——他在南博待了18年，库房的每一件文物、展厅的每一块展板，都比自家的家具还要熟悉。 1958年，38岁的姚迁接手南京博物院时，这里刚经历战乱动荡，不少文物被战火损毁，剩下的藏品散落在临时库房，连基本的恒温防潮设备都没有。 他上任第一天就钻进库房，带着同事们逐一清点，把破碎的瓷片分类编号，把受潮的书画小心翼翼展开晾干，那股较真劲儿，让老员工们至今记得：“姚院长的眼睛像放大镜，连青铜器上一根细微的铜绿都不放过。” 姚迁的刚正，在文物圈是出了名的。上世纪60年代，有人提出要把南博馆藏的一批明清字画调拨到外地，理由是“支持重点项目建设”。这批字画里包括文徵明、唐寅的真迹，是南博的“镇馆之宝”。 姚迁直接拒绝在调拨文件上签字，当着来人的面说：“文物是国家的，不是用来人情往来的，要调走可以，先把保护方案拿出来，要是损坏了，谁也负不起这个责！” 就因为这股不妥协的劲儿，他后来被安上了“阻碍建设”的罪名，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下放的那些年，他从没忘记南博的文物。白天在田里插秧、割稻，晚上就着煤油灯在笔记本上画文物保护草图，标注着“库房通风口要高于地面三尺”“字画存放需垫三层宣纸”。 村民们不懂他写的是什么，只觉得这个城里来的“干部”有点怪，明明自己都顾不上温饱，还天天在本子上画些“没用的东西”。 有一次暴雨冲垮了村里的仓库，姚迁第一个冲进去，不是抢自家的行李，而是把村民存放在里面的旧农具、老物件一件件搬到高处，嘴里念叨着“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不能淹了”。 1979年，姚迁恢复名誉回到南博，此时的他已经60岁，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可他一回来就扎进库房，用了三个月时间重新清点全院藏品，发现有17件小件文物在动荡中遗失。 他急得好几夜没合眼，亲自带着工作人员走访当年的知情者，跑遍了周边十几个市县，硬是把15件文物找了回来。有人劝他“都这年纪了，别这么拼”，他却说：“文物丢了是我的责任，找不回来，我死不瞑目。” 他在任期间，南博的藏品从两万多件增长到十万余件，其中不少是他顶着压力从民间征集来的。有一次，他听说苏州一位老人家里藏着一件宋代官窑瓷瓶，老人担心文物被没收，一直不敢声张。 姚迁亲自登门拜访，带着文物保护手册，耐心给老人讲解国家政策，前前后后跑了六趟，终于打动老人，让瓷瓶得以入藏南博。 这件瓷瓶后来成为南博陶瓷馆的核心展品，姚迁却从不让人提自己的功劳，只说“文物回家了，比什么都强”。 1984年，姚迁因病去世，享年64岁。因为此前的冤案尚未平反，追悼会一直没能举行。直到1985年平反文件下来，组织上征求家属意见，问追悼会想选在哪里，姚迁的妻子说：“老姚这辈子最牵挂的就是南博，就把他‘送’回博物院吧。” 于是，南博第一次为一个人敞开大门举办追悼会，前来缅怀的不仅有文博系统的同事，还有很多受过他帮助的民间藏家，甚至有村民专门从乡下赶来，只为送这位“护宝院长”最后一程。 这场特殊的追悼会，从来不是形式上的讲究。它背后是一位文博工作者一辈子的坚守——在动荡年代，他宁肯自己受委屈，也不让文物受半点损伤；在和平时期，他放弃安逸，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文物保护上。 可让人痛心的是，这样一位刚正不阿的老院长，为何会被无端冤枉多年？为何真正为国家做事的人，往往要承受更多的磨难？ 姚迁的故事，不是个例。那个年代，有太多像他一样的人，坚守原则、默默奉献，却因为敢于说真话、坚持做实事而遭遇不公。 但他们从未放弃，因为心里装着责任，装着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南博的每一件文物，都是他精神的见证，无声地诉说着：正直无私的人，永远会被历史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