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的一天晚上，地下党马识途刚回到公馆，正要跨进大门时，看到房东家的保姆坐在门斗边的门口，暗地里对他摇手，他马上意识到出问题了，装作走错门的样子，转身离开。 1949年1月的一天晚上，地下党马识途刚回到公馆，正要跨进大门时，看到房东家的保姆坐在门斗边的门口，暗地里对他摇手，他马上意识到出问题了，装作走错门的样子，转身离开。 脚步没敢有半分停留，沿着街边阴影快速挪动，脑子里飞速转着可能的变故。那时他担任川康特委副书记，分管组织和群众工作，手头还管着秘密小报《XNCR》的编发，稍有不慎就会牵连整个组织。 冬夜的成都街头寒风刺骨，路灯昏黄的光线下，巡逻的国民党军警正端着枪来回踱步，皮靴踩在石板路上的声响格外刺耳。马识途把棉袍的领子竖得更高，故意佝偻着背，装作晚归的普通市民，绕着巷子转了三个圈，确定身后没有尾巴，才钻进一处不起眼的柴房。柴房里堆着干枯的稻草，他摸出藏在腰带里的火柴，借着微弱的火光检查随身的机密文件——那是刚整理好的党员联络名单，一旦落入敌手，川康地区数十个地下党组织将面临灭顶之灾。 他怎么也没想到，藏身的公馆会突然暴露。这处公馆是房东老太太的祖产，老太太为人厚道，知道马识途是“做大事的人”，从不多问，还总叮嘱保姆照看他的饮食。保姆姓陈，是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丈夫早逝，带着个病弱的儿子相依为命。马识途曾偷偷给她儿子送过几次药钱，没想着要回报，却没料到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女人，会在关键时刻用生命帮他传递警报。 后来才知道，当天下午，国民党特务带着叛徒突然包围了公馆，声称要“抓捕共党分子”。陈保姆正在院子里择菜，看到特务闯进来，心里咯噔一下，趁着特务搜查房间的空隙，悄悄挪到门口，假装纳鞋底，就等着马识途回来通风报信。特务盘问她时，她故意支支吾吾，说“不认识什么马先生”，拖延了时间，才让马识途有机会脱身。 柴房里的寒意越来越重，马识途却满头大汗。他知道，自己不能只顾着逃命，《XNCR》的印刷机还藏在公馆后院的地窖里，还有三位同志约定今晚来取报。他咬了咬牙，从柴房后门溜出去，绕到公馆后墙根，轻轻敲了三下砖缝——这是他和陈保姆约定的紧急信号。没过多久，后墙的小窗被悄悄推开，陈保姆探出头，眼里满是焦急，压低声音说：“先生，他们还在搜，说找不到人就不走！” 马识途快速交代：“地窖里的东西，你想办法藏到菜窖最里面，用萝卜盖住。告诉今晚来的人，地点改到青羊宫后门的老槐树底下。”陈保姆用力点头，从窗子里递出一个布包，“这里有两个窝头，你带着路上吃。”马识途接过布包，指尖触到她粗糙的手掌，那双手常年做家务布满老茧，却在这一刻托举起了几位革命者的生命。 他没敢多停留，转身消失在夜色中。接下来的三天，他辗转于三个秘密联络点，逐一通知同志转移，又冒着风险回到郊区的印刷点，将《XNCR》的印版和纸张全部销毁。这份小报是川康地下党的“喉舌”，每周一期，用油印机印刷，内容都是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宣传革命形势，每期印好后，都会由交通员分送到工厂、学校、商铺，激励了无数进步青年。 直到第五天，马识途才从一位交通员口中得知，陈保姆因为“包庇共党”被特务带走了。特务对她严刑拷打，逼她说出马识途的下落，她始终只说“不知道”，最后被关进了监狱。而房东老太太也因为“窝藏共党”，被没收了公馆，流落街头。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马识途第一时间派人寻找陈保姆和房东老太太。找到房东老太太时，她已经病卧在破庙里，见到马识途，拉着他的手哭着说：“陈妹子是个好人啊，她为了帮你，把命都快搭上了。”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陈保姆在监狱里受了重伤，被释放后回到乡下，没过多久就去世了，留下的儿子被亲戚收养。 马识途一生经历过无数生死考验，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依旧红着眼眶。他说，革命的成功从来不是靠某个人的英勇，而是无数像陈保姆这样的普通人，用朴素的善良和勇气，在黑暗中点亮微光。他们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什么是革命理想，却凭着一颗正义之心，在关键时刻选择挺身而出。 那些藏在街头巷尾的温暖，那些不计回报的帮助，正是中国革命能够走向胜利的根基。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每一个坚守正义的人，都是照亮前路的星火。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姓名，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尘埃，却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家国大义，什么是人间真情。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