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宪政之父”的野望：全面征服中国，实际上轻而易举？ 1895年，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一本名为《中国处分案》的小册子在日本悄然走红，短短三个月内再版五次，街头巷尾都能看到人们传阅讨论的身影。这本书的作者不是穷兵黩武的军阀，而是后来被誉为日本“宪政之父”的尾崎行雄。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尾崎是为日本民主政治冲锋陷阵的斗士，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宪政先驱”在当年却打着“文明开化”的旗号，写下了一套完整的侵华蓝图，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中国的极致蔑视。 要读懂这份野心，得先看清尾崎行雄的真实面目。 他早年师从福泽谕吉，后来成为报社主笔，还参与创建了日本早期政党，连续25次当选众议员，在大正护宪运动中更是敢直接叫板军阀，被誉为“宪政之神”。 可就是这样一位对内追求民主的人物，对外却满脑子扩张主义。 早在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时，他就接连发表社论，直言“中国朝鲜之地位远在日本之下”，仇视中国的态度已然显露。 甲午战争的胜利，更让他的“蔑华”思想彻底爆发，于是便有了《中国处分案》这本充满侵略野心的著作。 在这本书里，尾崎行雄把甲午战争定义为“文野之战”，把日本塑造成文明的代表，把中国贬得一无是处。 他煞有介事地从国家思想、政治理念、道德品质到战斗力，把中国批了个遍，说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当官的全是贪官，老百姓毫无公德，军队打仗就像“旗鼓竞赛”，根本不懂实战。 在他看来，这样的中国注定灭亡，而日本作为“东亚引领者”，有责任也有能力接管中国。他甚至详细规划了占领方案，主张先攻占北京震慑中国人，再夺取中国的军事、外交和财政主导权，还美其名曰“扶助中国走向文明”。 尾崎的这套歪理并非孤例，而是当时日本社会的普遍共识。甲午战争后，日本打赢了曾经的“天朝上国”，那种民族优越感瞬间爆棚，“蔑华”成了潮流。 当时的日本出版界三天就能冒出一本反华小册子，一年下来多达127本，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德富苏峰的“中国病夫论”随处可见。 尾崎的《中国处分案》之所以能卖脱销，就是因为它精准迎合了这种社会情绪，把侵略行为包装成“替天行道”，让很多日本人觉得占领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救赎”。 这位当年叫嚣着“征服中国轻而易举”的政客，晚年却成了军国主义的反对者，甚至因敢怼东条英机被起诉。 有人觉得他前后矛盾，其实核心逻辑从未变过：他始终想让日本成为“优等生”，谁阻碍了他心中的“好秩序”就反对谁，早年是腐朽的清朝，后来是疯狂的军部。可他没想到，自己当年煽风点火的侵略思想，最终把日本拖入了战争深渊。 1945年东京大空袭，他珍藏书籍的别墅被烧成一片废墟，或许那一刻，他才真正明白，战争没有赢家，偏见终将反噬自身。 如今再回望这段历史，尾崎行雄和他的《中国处分案》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偏见的可怕。当知识分子把个人偏见包装成“科学论断”，把侵略野心粉饰成“文明使命”，其杀伤力远比枪炮更甚。 这段历史也在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轻信“某个民族天生优越”的谎言，那些看似冠冕堂皇的“为你好”，很可能藏着不可告人的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