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北平菜市口，一名刽子手刚刚执行完死刑，手里拿着一颗血淋淋的头颅，注视着镜头，不由得让人感到脊背一阵凉意。 人群里有倒吸冷气的，有踮脚张望的，还有母亲慌忙捂住孩子眼睛的，但更多人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好像眼前的不是人命，只是一场早看腻了的戏。 刽子手没管那些目光，转身往城墙边的小院走。 他步子不快，手里的东西随着动作轻轻晃悠，血滴在青石板上，晕开一小片深色。 到了院门口，他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屋里昏昏暗暗的，空气里飘着股说不清的味儿，像铁锈混着草药。 他走到墙角的木架前，小心地把头颅放进最上层的木箱，箱子盖内侧刻着三个字：光绪三十一年。 这活儿他干了快十年。 入行那天，师父就告诉他，干这行的，是贱籍，三代不能考科举，死了都进不了祖坟。 可他没的选，老家遭了灾，爹娘饿死了，弟弟等着吃饭。 那会儿刽子手是高收入，砍一颗头给二两银子，够普通人家过俩月。 只是每次收工回家，街坊邻居都绕着走，连卖菜的大婶都把烂叶子丢给他。 那年头的北平城，乱得很。 科举刚废了，读书人没了出路，乡下人流落到城里，小偷小摸的越来越多。 官府为了镇住场面，砍头的次数比往年多了三成。 菜市口本是热闹的商业街，绸缎庄、茶馆挤在一块儿，可一到行刑日，铺子都关门，只剩刑场周围挤满人。 但老百姓看久了，也就麻木了，有那胆大的，还会跟刽子手搭话：“张爷，今儿这刀快不快？” 其实那会儿朝廷也在改法子。 有个叫沈家本的大官，说要学洋人改法律，不准再用凌迟、枭首这些酷刑。 可老臣们不乐意，拍着桌子骂：“没重刑怎么治刁民！”吵来吵去，最后砍头倒是没废，但要求不能像以前那样把人头挂在城墙上示众了。 刽子手听说这消息时，正蹲在门槛上磨刀，他顿了顿，往刀上吐了口唾沫，接着磨，心里清楚，这碗饭怕是吃不了几年了。 后来我查资料才知道，长期干这种活儿的人，大多会落下病根。 现代医生管这叫创伤后应激障碍，可那会儿没人懂。 他每次举起刀，手都不抖，砍完头还得盯着看一会儿，不是冷血，是怕没砍干净，得补刀。 时间长了，眼睛里就没了光，跟庙里的泥菩萨似的。 我觉得这种麻木，不是心狠，是被日子磨的，就像磨秃了的刀，再锋利，也砍不动自己的命。 木箱里的头颅越来越多，刻着的日期从光绪三十一年变成三十二年。 有天刽子手照例去放头颅，发现箱子底裂了道缝，他蹲下来，用手指抠了抠裂缝里的木屑，动作轻得像在摸什么宝贝。 那年冬天，北平下了场大雪，盖住了菜市口的血迹，也盖住了那间小院的木门。 后来新政失败，清朝倒了，再也没人见过那个刽子手，只听说城墙边的小院空了，木箱被当柴火烧了，火灭后，灰烬里还留着几缕没烧透的木屑，像谁没说完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