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香港参加受降仪式。 为首日军将领佐藤正一双手捧着指挥刀，金属刀鞘在灯光下泛着冷光。 当他弯腰准备将刀递出时，视线突然凝固对面站着的青年军官，分明是他一手培养的"皇军之花"铃木三郎。 佐藤正一的指挥刀"哐当"砸在地面，他指着青年的脸后退半步："铃木君，你穿着中国军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场的中英军官都愣住了，这个被日军称为"模范养子"的年轻人，此刻肩章上分明是中国军队的标记。 时间拉回1938年深圳沦陷那天，九岁的陈敏学背着书包站在校门口，日军的卡车从街心碾过，扬起的尘土迷了他的眼。 几天后学校强制改教日语，他把课本扔在地上，被日军士兵揪着衣领按在墙角。 父母连夜把他送到日军少佐佐藤正一面前时，母亲攥着他袖口的手全是汗，父亲低头说"就当给孩子留条活路"。 佐藤正一给男孩取了"铃木三郎"的名字，送他进了专门培养中国青少年的"华南学院"。 往后四年，陈敏学成了校园里的明星，日语演讲比赛冠军拿了个遍，佐藤常拍着他的背对人说"这孩子比日本人还懂大和魂"。 没人知道他每晚躲在被窝里，用烧黑的木炭在纸上写"我是中国人"，写满一张就揉成团吞进肚子。 1943年的一个雨夜，校工李青塞给他一包感冒药，里面裹着张纸条："九龙仓库的军火，画张图。 "陈敏学的心猛地跳起来，这个每天替他打扫教室的老人，原来是东江纵队的联络员。 他花了三个月观察李青的行踪，确定安全后，在下次演讲比赛的草稿纸背面，用铅笔描出了军火库的布防图。 最险的一次是1945年春节，他要把日军调动情报送出去，却被佐藤叫去"慰问皇军"。 看着士兵们举着酒瓶唱军歌，他借口去厕所，把情报塞进砖缝。 回来时佐藤盯着他的眼睛问"去哪了"，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想起家乡的米酒了。 "佐藤哈哈大笑，没再追问，而他的后背早已湿透。 受降仪式上，陈敏学接过那把指挥刀时，刀柄上的樱花纹硌得手心生疼。 佐藤正一被押走前还在嘶吼："你玷污了皇军的荣誉！"他没说话，只是把刀递给身后的中国军官。 后来国民政府审查他的经历，李青带着游击队的证明赶来，档案上"汉奸嫌疑"四个字才被划掉。 再后来，陈敏学在深圳宝安中学当了日语老师。 他从不讲自己的过去，只是在第一节课上，让学生用毛笔写"我是中国人"。 2005年夏天，有人送来一枚纪念章，说要表彰抗战时期的情报人员。 他摸着章上的五角星笑了："我只是做了中国人该做的事。 " 那把接过的指挥刀后来被他捐给了博物馆，玻璃展柜里，刀鞘的樱花纹依旧清晰。 而宝安中学的旧教室里，黑板上"我是中国人"几个字，被一届届学生描得愈发鲜艳。 这种在身份迷雾里始终攥紧本心的坚持，或许就是普通人能给历史最实在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