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斩杀线”连博士都不放过，记者街头采访时，遇到一位儒雅的流浪汉，他住在街头的帐篷里，但是与周边的人格格不入，于是记者请他到咖啡店喝一杯。他先介绍了自己，格雷戈里·加伯，51岁，拥有临床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硕士学位，曾攻读两个博士学位，还在大学教过书。 美国社会中，许多人收入看似可观，却被高额刚性支出绑缚。房租、保险、医疗账单占去大半工资，剩余部分难以积累应急资金。美联储数据显示，近四成家庭无法应对400美元突发开支。一旦健康或就业出问题，债务迅速累积，信用崩盘，住所难保。这种机制让普通人缺少缓冲，稍有意外就可能连锁反应。 格雷戈里·加伯的经历典型反映这种风险。他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获得临床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硕士，早年专注慢性疾病心理影响研究，推进两个博士方向，并在高校授课。职业初期稳定，收入覆盖日常开支，包括专业费用和住房租赁。那时，他管理研究项目，指导学生分析数据，日子像多数专业人士一样有序。 慢性疲劳症状出现后，一切逐步改变。持久倦怠伴随抑郁和认知障碍，起初靠调整继续工作，但发作加剧，卧床期延长。2011年前后，依赖处方药物维持，包括刺激剂和抗抑郁药，症状稍缓却未根除。医疗费用累积，保险覆盖有限，自付部分增加负担。工作绩效下滑，缺席增多，最终离职。 收入中断，开支未减。房租拖欠，信用分数下降，银行催收频繁。住所合同到期后，难以续租或新签，因为背景审查障碍。他转向公共援助，食物券和残疾金申请过程漫长，获批金额仅够基本药物。街头生活成为现实，帐篷安置在指定区域，日常靠小额捐助维持。 这个案例显示，高教育背景提供初期优势，却难以抵御长期健康压力。医疗体系对慢性病多以药物管理为主，费用高企，患者易陷循环。加伯通过自建网站和视频平台，分享病原体在慢性疾病中可能作用的观点，内容基于个人研究笔记，订阅者渐增，但生活状态未改。 美国无家可归人数近年上升，2024年达77万，部分城市增长明显。许多流浪者曾有稳定工作，四成在庇护所者仍就业，却因支出压力难逃下滑。慢性病患者占比不低，药物依赖和误诊常见。加伯的情况并非孤例，学术圈也出现类似滑落，健康问题放大经济脆弱。 社会结构强调个人责任，福利覆盖有门槛，无固定住所者难获全面援助。就业要求地址证明，形成闭环。相比之下，高薪行业缓冲稍厚，但普通专业人士一旦失业，几个月内可能耗尽储蓄。加伯坚持在线记录经历，试图唤起对慢性病根源关注，却仍依赖捐助度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