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贵上完厕所，刚进被窝，李冬芳就要他接着讲故事。 “那信是开春后收到的，”李

李富贵上完厕所，刚进被窝，李冬芳就要他接着讲故事。 “那信是开春后收到的，”李富贵往被窝里缩了缩，声音裹着夜气发闷，“黄巧妹的字歪歪扭扭，说吃东西总吐，唯独馋酸菜，信纸上还沾着半片干枯的梧桐叶——那是她去后山摘酸菜时顺手夹进信封的。” 他没提自己信里都写了啥，只说黄巧妹娘很快托了媒人，门槛都快踏破了。 “她把第一个媒人送来的红糖扔在门槛上，糖块滚进泥里，黏了层黑灰。”李富贵的手指在被窝里蜷了蜷，像摸到了当年的糖渣，“她娘拿鸡毛掸子抽她后背，‘不嫁人，开春脱了棉袄，肚子藏哪儿去？’” 后来邻村来了个转业军人，穿四个兜的干部服，提着点心匣子站在她家院里。 “她没看那点心，盯着军人肩上的旧伤疤——跟李富贵胳膊上练单杠磨的疤有点像。”李富贵咽了口唾沫，“她说‘行’的时候，灶台上的酸菜坛子正咕嘟冒泡，像是在替她哭。” 寒假李富贵回老家，她特意从婆家溜回娘家，两人往村后的桐叶树山走。 雪刚化，山路泥乎乎的，她牵着他的手往自己隆起的肚子按：“宝宝，你爸爸回来了。”声音轻轻的，怕惊着肚子里的，也怕惊着树后躲着的风声。 “每次约会都要待一阵，”李富贵的声音低了下去，“她总说‘轻点，别碰着孩子’，可那天风大，两人在山洞里待久了，她回来就发起高烧。” 盘尼西林打了七天，孩子没保住。 她躺在婆家炕上，盯着房梁上的蜘蛛结网，一句话不说。 李富贵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写信说要结婚了，信封里夹着两张电影票根。 “她没回信，”李富贵叹了口气，“后来听她娘家嫂子说，她把那信烧了，灰掺在喂猪的糠里。” 再后来，李富贵老婆走了，黄巧妹的丈夫也没了——听说她丈夫喝醉酒掉进水塘时，她正在给李富贵织毛衣，针掉在地上，断了两根。 “她娘让她来找我，”李富贵转头看窗外，月光把树影投在墙上，像幅模糊的画，“那夜她坐在炕沿，说‘是我命不好，不怪你’，可眼泪掉在炕席上，洇出一小片湿。” 有人说她是被爹娘逼的，可她后来总对李富贵念叨，“那时候你考大学比啥都重要”——像是在替自己，也替那个年代的身不由己找个理由。 那个年代村里姑娘未婚先孕，唾沫星子能淹死人；黄巧妹娘把晒谷场上的竹匾摔得震天响，“这脸我还要不要”；于是相亲对象的转业军人身份成了遮羞布，婚姻成了应急的补丁，可补丁下的伤口，在抗生素和眼泪里越烂越深。 如今两人住在老院里，她还是爱腌酸菜，坛子摆在窗台下，阳光好的时候，能看见里面泡着的红辣椒。 只是李富贵偶尔半夜醒来，会看见她对着空摇篮发呆——那摇篮是当年她亲手编的，竹篾都泛白了。 “冬芳，”李富贵的声音有点发颤，“你说，这故事里的人，是活得苦，还是……算有了个念想？” 被窝里的李冬芳没说话，只往他这边靠了靠，像是怕冷，也像是怕这故事里的叹息，从过去飘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