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军过大凉山，刘伯承致信川军许剑霜：“让个路！” 谁知，许剑霜回信却说：“助兄北行！” 1935年春夏之际，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四川境内，国民党军队层层设防，试图围堵北上之路。金沙江两岸集结了大量川军部队，包括刘文辉、刘湘和邓锡侯等地方势力。这些军阀平日里内部倾轧严重，面对红军时更注重保存实力，避免与中央军直接冲突。刘伯承作为红军总参谋长，负责规划行军路线，会理到德昌一线成为关键节点。强行突破会造成巨大损失，于是利用旧关系成为策略选择。许剑霜当时率领川康边防军第16旅驻守德昌，他与刘伯承的交情源于重庆讲武堂和泸州起义时期。两人曾共同战斗，起义失败后许剑霜脱离党组织，回归川军体系。这段背景让刘伯承看到机会，避免硬仗。 刘伯承的信件内容直指时局，指出蒋介石意图借机消灭红军，呼吁许剑霜放开通道。信件通过侦察员秘密送达，许剑霜阅读后上报上司刘元璋，并在批示中同意协助北行。川军内部对红军的态度复杂，刘文辉等上层虽受蒋介石压力，但不愿消耗自家部队。许剑霜的决定反映出川军派系的现实考量，避免与红军正面交锋，以免给中央军可乘之机。红军顺利通过德昌，未遇激烈抵抗，部队得以保存实力继续北上。这次事件并非孤立，体现了长征中红军灵活运用统战策略的实际操作。 红军长征期间，类似借路事件多次发生，但德昌一线的处理尤为典型。刘伯承的军事才能在长征中多次体现，从遵义会议后担任总参谋长，到指挥部队渡江过河。他早年经历丰富，1911年加入学生军，1913年入重庆将弁学堂，护国战争中受伤失右眼。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泸州起义，建立暂编第15军。许剑霜的军旅生涯与之交织，起义中任团长，失败后转入川军，逐步升至旅长。1935年驻防德昌时，面对红军北上，他的选择影响了局部战局。川军整体策略是象征性阻击，实际放行，以保全地盘。 事件发生后，许剑霜的举动引发川军内部争议，刘元璋一度指责通共，但未深究。红军通过后，分发当地物资，安抚民众，继续向西昌推进。长征的艰难在于国民党多路围追，红军需不断调整路线。刘伯承的信件策略源于对川军内部矛盾的了解，这些军阀如刘湘等，长期与蒋介石博弈，不愿为中央卖命。许剑霜的批示简短有力，体现了旧部下间的默契。红军在这一线避免了大规模战斗，部队士气得以维持。 许剑霜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继续任职，1949年恢复党组织关系，担任民政厅副厅长。刘伯承则领导解放战争，指挥淮海战役等重大行动。长征史料中，这段书信往来被视为统战成功的案例。川军在1935年的表现，暴露了国民党阵营的松散，地方势力优先自保。红军利用这一弱点，多次化险为夷。德昌借路后，红军进入彝区，与当地部落协商，继续北上大渡河。 历史记载显示，刘伯承的信件并非唯一统战手段，长征中红军多次与地方武装谈判。许剑霜的角色在川军中不算核心，但他的决定直接影响了红军行军速度。国民党档案中，对此类事件的处理往往轻描淡写，强调川军布防。红军回忆录则突出这些旧关系的价值，避免了不必要伤亡。1935年金沙江北岸的形势，国民党调动数十万兵力围堵，红军仅剩数万人，生存压力巨大。 许剑霜的批示上报后，刘元璋虽不满，但考虑到整体利益，未加追究。川军内部派系林立，刘文辉与刘湘的矛盾长期存在，影响了统一行动。红军通过德昌，获取补给，继续翻越大凉山。长征的这一段，体现了红军领导层的智慧，利用敌方矛盾。许剑霜后来的经历，显示他未完全脱离革命影响，抗战期间参与对日作战。 刘伯承在长征后，继续担任要职，抗日战争中开辟根据地。许剑霜的决定，在当时的风险不小，川军中通共指控常见。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加强追击，但红军已脱离险境。历史研究中，这段书信被视为长征中人际网络的活用。川军的太极式应对，体现了军阀本色，优先地盘而非国家统一。 德昌事件后，红军面对更多挑战，如大渡河强渡。刘伯承指挥部队巧渡金沙江，早于德昌借路。许剑霜的协助，救下多名掉队伤员，通过劝说邓秀廷释放。长征史实强调，这些小事件积累成大转折。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分裂，成为红军生存的关键因素。 许剑霜1949年后，从事民政工作，直至1963年逝世。刘伯承1986年逝世，留下军事遗产。长征研究中，德昌借路常被提及，作为统战范例。川军在1935年的角色，反映了时代乱象，军阀逐利本性暴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