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山西杨大爷拿着2根金条来到银行，说想把金子换成钱！ 银行柜台里的小姑娘手一抖，算盘珠子差点掉地上。 “大爷，这东西您从哪儿来的？”杨大爷攥着布袋的手更紧了，指节发白，“山里捡的，给娃看病用”。 这话半真半假，他没说自己是滚下山坡时，撞见那个藏在灌木丛后的山洞。 那天本想着多砍捆柴，给摔伤腿的儿子攒药钱。 杨大爷揣着俩窝头进了山，瞅着天朗气清，哪想到日头刚过晌午，乌云就跟泼墨似的压下来。 他往山下跑时脚下一滑，顺着坡滚出去老远，脑袋磕在石头上晕乎乎的，睁眼一看，手边竟是个黑黢黢的山洞。 洞里一股子土腥味，借着漏进来的光，他摸到个硬邦邦的东西，沉甸甸的。 掏出布衫擦了擦，黄澄澄的晃眼，掰下来两根塞进怀里。 那会儿他只觉得是老天爷开眼，没细想这“金子”上还刻着字。 把金条揣回家那晚，杨大爷翻来覆去睡不着，借着油灯凑近了看，才发现上面刻着几行小字，模模糊糊能认出“乾元元年”四个字。 他不识字，只当是哪个地主老财藏的，第二天揣着金条去了镇上的典当行，老板拿放大镜瞅了半晌，手直哆嗦，“大爷，这玩意儿我可不敢收，您还是上银行问问吧”。 银行的人报了警，穿制服的同志来了，拿着金条翻来覆去看，又问他咋发现的。 杨大爷这才知道，那不是普通的金子，是唐朝的东西，上面“柱国魏国公臣张通儒进”几个字，还是安史之乱那会儿的官物。 民警拍着他的肩膀说，私藏文物犯法，上交了国家能给奖励。 最后杨大爷领了张奖状和100块钱，够给儿子买仨月的药。 后来听文物局的人说，那会儿全国像杨大爷这样在地里、山里捡到宝贝的农民，一年能有三千多起，大多是耕地、盖房时碰着的。 而他上交的那两根金条，因为有明确的铭文纪年和人物，成了研究唐代军事财政的稀罕物件。 我觉得这100块钱，在当时顶得上现在的两个月工资，虽不算多，但杨大爷摸着奖状时，手比攥金条那会儿稳当多了。 后来《山西日报》来采访，他对着镜头挠挠头，“没想那么多，国家的东西，就该给国家”。 这话听着实在，却让不少人跟着学，那几年山西上交的战国剑、汉代陶罐多了不少。 如今那两根刻着“乾元元年”的金条，躺在省博物馆的恒温展柜里，旁边摆着张微微泛黄的奖状，上面“杨某某同志”的字迹还挺工整。 当年为儿子凑药钱的手，无意中护住了一段差点被黄土埋了的历史，这大概就是普通人能给岁月留下的最实在的交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