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20年，徐志摩被迫把妻子接到身边。他不喜欢妻子，却每晚都要同房。不久后，妻子怀孕，他却怒斥：把孩子打掉！ 那个年代的“自由恋爱”浪潮里，总有些人成了新旧交替下的牺牲品，尤其是那种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婚姻，冷暖唯有自知。 徐志摩这个人，才情是公认的，但对原配张幼仪的刻薄，也是到了骨子里的，最让人心惊的不是他不爱，而是那一股子理直气壮的凉薄。 当得知漂洋过海来陪读的妻子怀上二胎时，这位大诗人没有任何欣喜，第一反应是那是是个累赘，是挡住他去追求“灵魂伴侣”的绊脚石，于是张口就是两个字：“打掉”。 张幼仪毕竟受着传统规训长大，对生命有敬畏，她不想扼杀肚子里的血脉，唯唯诺诺地争辩了一句，说是听说过有人因为打胎出了人命，太危险。 结果徐志摩回了一句什么？即使放到今天听来也让人背脊发凉，他轻蔑地甩出一句：“坐火车还会死人呢，难道你就不坐火车了吗？” 在他的逻辑里，妻子的性命安危，甚至不如一个概率性的比喻来得重要，这句话像是一记耳光，扇碎了张幼仪最后的幻想，原来在他眼里，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只要是旧式婚姻里的产物，都命如草芥。 在徐志摩那套“新思想”的评价体系里，张幼仪哪怕没有裹小脚，也和那些旧时代的小脚女人没两样，结婚那天，喜帕一揭开，新娘子出于礼教规矩，端端正正坐着，双腿并拢神似一方刻板的砚台。 这一幕直接触了徐志摩的霉头，在他看来，这叫愚昧、叫僵化，甚至直接把你归类为那种“哪怕去死都不愿娶”的土包子。 可讽刺就在这儿，他白天摆着一副早已觉醒的“新青年”面孔，对张幼仪极尽嫌弃，言语间全是冷嘲热讽，恨不得离这个“没见识”的女人八丈远；可到了晚上，他又毫不抗拒履行所谓的丈夫权利，这种“昼夜两幅面孔”的背后，藏着的其实是他精明的算计。 他不傻，知道若是跟家里彻底闹翻，就没有钱供他在海外逍遥，更别提去追求那些留洋的时髦小姐了，父母要抱孙子，那他就给家里“造”一个交代，只要张幼仪生下了儿子，老两口那边有了香火延续，自然就会放松对他的管束，金钱支持也能源源不断。 说白了，他一边鄙夷这段婚姻，一边又在尽情利用这段婚姻带来的红利，他捏着鼻子把戏做足，仅仅是为了让自己能在英国活得更像个单身贵族。 可怜张幼仪那时候年轻，看不穿男人这层“不得不做”的无奈下的自私，前三年在徐家大院，她像个满分媳妇一样侍奉公婆，无论家里上上下下怎么夸，换来的永远是丈夫带着有色眼镜的审视。 后来二哥实在是看不下去，写信施压把她送到英国去陪读，她心里竟还腾起过一丝期望，觉得这或许是夫妻破冰的转机。 为了能跟上丈夫的步伐，她甚至努力自学英语，不想让自己显得那么“丢人”，可在英国的码头初见时，徐志摩脸上那一闪而过的嫌弃便说明了一切——因为她还穿着老式的服装，不够“洋气”。 不管她如何努力地想要把粗布变成绸缎，在徐志摩眼里，她始终是那个即便读过几年书也“什么都不懂”的乡下人，那时候徐志摩的心思早就飞到了那个穿着白裙、如春日诗歌般美好的林徽因身上，家里的张幼仪对他来说，不仅多余，简直尴尬。 那段时间，张幼仪在家里忙着料理衣食起居，努力把自己塞进他那个西式的世界里，而徐志摩满脑子琢磨的却是怎么摆脱这道枷锁去向女神表白，等到第二个孩子意外来临，原本单方面维持的和平假象彻底崩塌。 徐志摩要离婚的心，在林徽因的才情映衬下变得急不可耐，对于妻子的再次怀孕，他感受到的不是责任，而是恐慌，恐慌这又是一道要把他拖回旧式家庭的锁链，所以那个关于“坐火车死人”的比喻，才会脱口而出得那么顺畅。 劝说堕胎不成，这位大才子干脆玩起了“消失”，把身怀六甲的妻子一个人丢在异国他乡不闻不问。直到孩子呱呱坠地，他才又像个讨债鬼一样冒了出来。 这一次去医院，不是为了看望刚从鬼门关走一遭的产妇，也不是为了抱一抱那个新生的幼子，他手里拿着的是一纸离婚协议，手里攥着的笔恨不得立刻塞到张幼仪手里。 躺在病床上的张幼仪看着这个男人，那一刻，所有的卑微、讨好、期待，大概都化成了灰烬，那个曾经无论是被嘲笑穿衣土气、还是被嫌弃不懂文学都咬牙忍下来的女子，终于看清了对面这个人的心不是还没捂热，而是根本就没有心。 七年的纠葛，始于家族利益的强摁头，终于产房里的那一纸签字，张幼仪这一次没再流泪，也没有乞求，她拿起笔，在那张原本就不该存在的婚姻契约上，干脆利落地画上了句号。 信源：中国新闻周刊和徐志摩离婚后,她迎来开挂大女主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