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尴尬的“空气突然安静”，在12月19日这一天具象化了。 国际交往中，比激烈对抗更让人无措的，是对方的沉默以对。对于刚上台不久的高市早苗政府来说，这种沉默带来的压力，远比想象中更沉重。 毕竟在此之前，日本在涉台问题上频频挑衅，在东海海域动作不断，可当经济困局来袭、中俄合作持续深化，这个向来强硬的鹰派政府，不得不主动放下姿态向中国求和，只是这份带着功利性的示好，最终只换来了中方的冷淡回应。 这场求和的序幕，早在12月中旬就已拉开。16日和17日两天，高市早苗连续通过国会答辩和记者发布会释放信号，先是承认自己此前关于台湾问题的回应值得反思，又明确表示日本从未关闭对华对话大门，希望能与中国开展包括领导人层面在内的多层级交流。 为了展现诚意，她还特意调整了所谓“存亡危机”的定义，将其限定为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武装攻击时适用，举例提及美国军舰却明确排除台湾，试图以此缩小此前强硬言论的影响范围。 高市早苗的这番表态，在日本政坛算得上是罕见的“软化”。要知道，这位自民党鹰派人物在2025年秋上任后，一直积极推动防务改革，不断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甚至在11月的国会答辩中，将日本的存亡危机与台湾地区有事挂钩，声称大陆若对台动武可能触发日本危机，这番言论直接触及中方底线，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当时中方就多次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明确指出日方此举是干涉中国内政，纵容“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可现实的经济压力，让高市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对华关系。2025年三季度，日本GDP下降1.8%，通胀率攀升至2.7%，供应链混乱导致出口停滞，众多企业陷入经营困境。 更关键的是，日本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市场，无论是海产品出口还是旅游业，都已因双边关系紧张受到明显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单纯的口头示好已经不够，18日，日中经济协会会长进藤孝生带着团队紧急到访中国驻日大使馆，见到了吴江浩大使，直言希望中方能安排明年1月的访华行程，由经团联会长筒井义信和商工会议所会长小林健带队，重点洽谈经贸合作事宜，进藤孝生甚至直白表示，若不修复中日经贸关系，日本经济将进一步恶化。 12月19日，这场求和行动迎来了关键节点，日本政府相关官员再次就经贸合作与高层对话事宜与中方沟通，可中方的回应却简洁得近乎沉默。 没有联合声明，没有公开欢迎，更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只是延续了此前的一贯立场。在此前18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也仅简要阐述了中方立场，没有多余评论，这种“不接招”的态度，恰恰戳中了日本最害怕的痛点。 高市政府的求和之所以受挫，核心在于缺乏真正的诚意。虽然高市早苗提到了“反思”，但始终没有撤回此前的错误言论，也没有正面回应中方提出的两个关键要求——撤回挑衅言论和明确说明日本的一贯立场。 不仅如此，日方在引述《开罗宣言》条款时，刻意回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这一重要表述，还将《中日联合声明》与所谓“旧金山和约”并列，企图翻炒“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些细节都让中方难以信服。 更让中方无法接受的是，日方的求和与实际行动完全脱节。一边是嘴上喊着要对话合作，一边却在不断制造障碍，不仅持续提高防务开支，还在琉球群岛部署导弹系统，频繁与美国开展联合军演，在东海问题上反复渲染对华威胁。这种“军事上挑衅、经济上求和”的两手策略，中方早已看得透彻，自然不会轻易买账。 中方的冷淡回应，其实传递出清晰的信号。12月16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郭嘉昆就曾详细梳理台湾地位的“七重锁定”，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一系列文件，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没有任何资格置喙。 中方始终认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恪守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的基础上，日方只有切实反思纠错，撤回高市首相的错误言论，才能为重启高层交流创造条件。 如今，12月19日的尴尬沉默仍在持续发酵。对于高市政府来说，中方的“震耳欲聋”的沉默，远比激烈的批评更有杀伤力，它不仅让日本的求和计划落空，更让国际社会看清了日方在对华关系上的矛盾与功利。 毕竟，任何基于利益算计的示好都难以长久，唯有真正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才能让中日关系重回正轨，而这一点，显然是当前的高市政府还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官方信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