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湖平终于不装哑巴了！ 一句“会在合适的时机回应”，成了徐湖平憋了许久后的唯一台词。 这话听着实在是太耳熟了，带着一股那种只有在体制内浸淫多年才能练就的太极推手味儿。若是换了咱普通老百姓被指着鼻子骂也是骗子，恐怕早就急赤白脸地把家底掏出来自证清白了，哪还有心思去翻皇历、挑日子，非得选个“良辰吉日”才肯开口？ 这种反差，恰恰是整件事最讽刺的地方。徐湖平不是一般人，这位在南京博物院院长位置上稳坐了十七年的文博界大佬，从1989年到2006年，曾被视为权威的代名词。如今，面对实名举报人郭礼典那一记记重锤，他却选择了最令人玩味的沉默策略。这所谓的“时机”，到底是等着把事实查清楚，还是在等着公关团队把稿子润色圆滑，亦或是赌这互联网的记性只有七秒，等看客们散去后好全身而退？ 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到这次“点炮”的人身上。郭礼典，这个在江苏收藏圈被称为“硬骨头”的角色，绝不是那种一时兴起发个帖子的键盘侠。他这次是动了真格的，那一沓厚厚的举报材料已经递到了纪检和文化主管部门的案头。 此案证据确凿，不仅留存着转账记录，还备有鉴定文书的复印件。更为关键的是，尚有证人愿意提供证言，为案件真相的揭开添砖加瓦。这里面的核心指控，条条致命：一边是在任期间涉嫌为那个造假的“特邀专家”徐莺大开绿灯，存在利益输送；另一边则是退休后还要压榨剩余价值，利用前院长的光环给赝品站台，从中抽取不菲的佣金。 这事儿要是假的，那可是诽谤重罪，徐前院长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报警抓人。可偏偏现在的局面是，举报人那是憋了五年的火，带着必死的决心冲上来的；而被举报人却在闪烁其词。 这里头最让人生恨的，是一个价值800万的教训。郭礼典自己就是那个苦主。2018年，他花巨资买下了一幅号称是庞莱臣旧藏的清代山水画，当时徐湖平信誓旦旦地签字盖章，认定是真迹。 结果到了北京，故宫专家的复核结论如同一盆冰水——那是高仿，顶破天也就值个50万。几百万的真金白银打了水漂，去找徐大师要说法，得到的回复却是冷冰冰的“鉴定有争议很正常”。这种傲慢，大概就是逼出今天这封实名举报信的导火索。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拖字诀”似乎成了某种惯用的危机公关模版。细心的人可能还记得，当年徐莺造假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时，南京博物院给出的回应也是如出一辙——“会在合适的时机给公众交代”。结果呢？这个时机一等就是大半年，最后换来的是一份不痛不痒的整改声明，连个具体的责任人都没见着。如今徐湖平再次祭出这个“法宝”，不禁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同一套班子写出来的剧本？ 在文物圈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徐院长，不可能不懂实名举报的分量。现在的舆论环境早已不是当年关起门来就能把事儿平了的时代。这种回避的态度，在旁观者眼里，几乎等同于“心虚”。与其说是在等时机，不如说是在赌运气。 但这事儿不仅关乎他个人的晚节，更是在透支一家顶级文博机构的信用额度。南京博物院那是何等的金字招牌，承载的是公众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如果这个招牌的守护者，最终被证实成了权钱交易的掮客，把国家的公器变成了小圈子牟利的私器，那崩塌的不仅是一个专家的名声，更是整个行业的底线。 “文物鉴定不是少数人的特权”，郭礼典举报信里的这句话，算是说到了根子上。当权力和专业话语权被某些人当成变现的工具，当“权威”二字被标上价码随意兜售，这才是比赝品本身更可怕的“行业赝品”。 现在，所谓的“合适时机”已经成了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管是想搞“时间换空间”的拖延战术，还是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徐湖平都已经没有了退路。公众和主管部门都在盯着，那些真金白银被坑了的藏家也在盯着。越是想把水搅浑，水落石出的那天，只会显得更加难堪。这一局，单纯靠“装聋作哑”或者“打太极”，恐怕是混不过去了。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没事，但要小心，别最后这回旋镖扎到了自己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