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这是一群从内地逃到香港的人，在排队领香港身份证。当时，只要你能到达香港，就能领取香港身份证，所以，逃港的人越来越多。1950年至于1980年，内地共有56.6万人逃港。 当时香港实行的“抵垒政策”像一块磁石，只要成功抵达市区并找到落脚点，就能合法领取身份证，这一政策让逃港的内地人群源源不断。 逃港的方式五花八门，年轻人大多选择泅渡，他们把自行车内胎扎成简易浮囊，或者将塑料桶绑在身上，趁着夜色跳进深圳湾。 珠江口的夏天，水库和河里挤满了练游泳的人，家长们常对孩子说的话是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顺利的话一个多小时就能登岸，可更多人栽在了潮汐里，涨潮时的漩涡像张开的大口，把许多生命永远留在了海上。 1974年台风季，三十多人用轮胎串联成筏偷渡，最终只有两人侥幸攀上礁石。 中老年人和妇女儿童更倾向于陆路偷渡，他们沿着梧桐山、沙头角的小径穿行，靠野果和沟渠水维持生命。 为了躲避警犬追踪，有人特意从动物园买来老虎粪便，边走边撒。 这种被粤语戏称为“扑网”的翻越铁丝网行为，风险一点不比泅渡小。 鼎盛时期，深圳有两百多个“拉尸佬”，他们每天埋葬偷渡失败的死者，最多的一天有人埋了五十具尸体，其中四个是自己的亲人。 1962年的逃港潮堪称惨烈，十几万人从全国十二个省涌到宝安，沿着公路向边境进发，阵势宛如大军南下。 宝安县的民谣传遍街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这年，三万多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华山，港英当局调集军警抓捕，却有十万香港市民带着食物赶来支援，娱乐场所集体停业抗议。 遣返车辆经过罗湖桥时，数百名香港市民卧在马路中间阻拦，让近千名逃港者趁机逃脱。 在建国初期，逃港者以国民党残留人员和部分阶层为主，1957年和1962年的逃港潮，核心原因是生活困顿，三年自然灾害让许多人吃不饱饭，而宝安县农民一天收入只有0.7元，香港却有70元港币。 1972年前后，逃港的主力则是变成了知识青年，他们看不到回城的希望，只能把香港当作新的出路。 1979年的逃港潮是由一则谣言引发，传言伊丽莎白女王诞辰时香港将大放边境三天，数千农民没来得及洗去脚上的泥，就拖家带口往香港跑。 这一年，逃港人数超过九万七千人次，甚至出现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 边防战士面对成百上千涌来的人群，心都在颤抖。 成功逃到香港的人日子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大多住在街角或大楼天台搭建的木屋，被称为“天台木屋”。 最初只能从事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底层工作，香港老板喜欢雇他们，因为他们能吃苦、要求低。 这些逃港者用汗水浇灌了香港的经济腾飞，上世纪末香港前百名富豪中，四十多人是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 金利来创始人曾宪梓、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都曾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1980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也正是逃港者排队领证的高峰期。 特区的建立像一剂良方，让内地经济开始腾飞。 随着工厂增多、收入提高，曾经的逃港潮悄然退去。 那些当年拼命逃离的人发现，故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遥不可及的生活，在自己的家乡也能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