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毅到上海一家面馆吃饭，正吃着，一老农走了进来，点了一碗阳春面。 刚拿起筷子，柜台突然传来吆喝：“十一号，阳春面一碗！”陈毅眉头拧成疙瘩，自己先来的，点的三碗面还没动静，后到的老农怎么反倒成了“十一号”？ “师傅，咱这号是按啥排的？”陈毅把筷子往桌上一放。 老板正忙着往碗里撒葱花，头也没抬：“当然按点餐顺序！”“可他明明后进来的。” 警卫员往前一步，手不自觉摸向腰间。 陈毅按住他的胳膊，声音沉了沉：“让老板说说。” 柜台后的木架上，挂着串用麻绳拴的硬纸片，红笔写的“十号”“十一号”歪歪扭扭。 老板擦着手走过来，指着最底下那张：“这位老哥进来就开票，您是坐下才点的单，票根在这儿呢。” 纸片边角磨得起毛，上面“十一号”的墨迹比“十号”深些，原来是先开票后入座。 陈毅拿起那张“十号”票根，指尖在毛边纸上蹭了蹭。 “是我急了，错怪你。” 他把票根塞回老板手里，又添了句，“这碗面我请，就当赔罪。” 后来警卫员在日记里写：那天老板死活不肯收面钱，说“解放军的错，也是咱老百姓的理”。 那阵子上海面馆都这样，《上海饮食业史料》里记着，小本生意缺纸缺笔，单号牌都是用废报纸裁的，谁先交钱开票谁先拿号。 阳春面更是金贵，一碗200元旧币，够普通人家一顿饭钱，老板哪敢弄错顺序。 听说后来陈毅总带着警卫员去街边馆子，有时故意晚点开票，看伙计怎么喊号。 有回在菜市场，他见卖煤球的小贩偷偷给军属多装两块，笑着说：“这才是真的军民一家。” 没过多久，上海煤价就稳了，他从这些小事里看出门道，调拨了5000吨煤优先给平民。 那碗没吃完的阳春面还放在桌上，葱花漂在清汤里，像极了陈毅常说的“民之小事，就是我之大事”。 老板后来总跟人念叨“市长跟咱认错时，眼里的诚恳比酱油还实在”，这话传到陈毅耳朵里，他在市委会议上拍了桌子：“当干部的，就得让老百姓敢跟你较真，这才是共产党的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