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 年，孙立人脱了衣服上床睡觉，习惯性地搂住老婆，却发现手感不对劲，他一怔，随即下床，看到床上的女子时，他惊道：“怎么是你！” 床上的女子是孙立人妻子张晶英精心安排的，由于自己无法生育，她为丈夫物色了家庭护士张美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孙家延续香火。 孙立人的家庭生活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特征，他的第一段婚姻是典型的包办婚姻——1919年，还在清华读书的孙立人遵从父命，与合肥姑娘龚夕涛结婚。 龚夕涛出身书香门第，当时已是济南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婚后两人感情甚笃，但孙立人1928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后，这段婚姻却走到了尽头。 在南京，孙立人遇到了改变他感情生活的张晶英，这位17岁的湖南姑娘活泼开朗，能歌善舞，与孙立人相识时正在南京汇文女子中学就读。 1930年，两人不顾孙父反对在上海结婚，这段婚姻持续了孙立人军事生涯的黄金时期，然而，两人始终没有孩子，这成为张晶英心中无法释怀的遗憾。 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的夹缝中，张晶英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亲自为丈夫物色能生育的女子，这就是为什么在1951年的那个夜晚，家庭护士张美英会出现在孙立人的床上。 这位年轻的高雄女子最终成为孙立人的第三任妻子，并在随后的几年里为他生下了两男两女。 在那个被软禁的庭院里，一个奇特的家庭组合形成了：原配张晶英后来皈依佛门，称清扬居士；而张美英则承担起相夫教子的责任。 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重新进行人事布局时，将孙立人提升为陆军总司令，表面上看这是重用，实际上却是明升暗降的权术，孙立人只负责训练，既没有指挥权也没有人事权,即使如此，他仍尽职尽责，却不知危机正悄然逼近。 孙立人性格耿直，不善权术,他会在公开场合为陆军争取利益，与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争吵,蒋经国来访拜年，他竟闭门不见,这些行为在注重等级和面子的国民党高层中，被视为大不敬。 更为致命的是，他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这让蒋介石父子深感不安,当时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权不满，曾考虑“换马”，而孙立人被视为可能的替代人选。 这种外部力量的青睐，在蒋介石看来不是优势，而是威胁。 1955年，一场精心策划的“郭廷亮匪谍案”将孙立人卷入其中,郭廷亮是孙立人的旧部，曾在新一军服役，孙立人还曾救过他的性命,在刑讯逼供下，郭廷亮被迫承认自己是“共谍”，并供称受孙立人指使策划兵变。 根据调查资料显示，郭廷亮在被连续审讯十天后，签字时连自己的姓都不会写了，显然已处于意识模糊状态。 8月3日，在压力之下，孙立人向蒋介石提交了引咎辞职信，8月20日，蒋介石批准辞职，并成立九人调查委员会，从此，这位抗日名将开始了长达33年的软禁生涯。 孙立人被软禁在台中向上路一段18号的住所，这座宅院四周筑起高墙，门口有卫兵日夜看守。 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视，电话被监听，信件被审查，最困难的是，他最初几年连薪水都没有，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为了维持生计，这位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不得不拿起锄头在院子里种起了玫瑰。 他精心培育的玫瑰在台中市场很受欢迎，被称为“将军玫瑰”，除了玫瑰，他还种过果树，养过鸡和金丝雀，夫人张美英则负责将鸡蛋和鲜花拿到市场售卖，以此补贴家用。 于这般艰苦环境里，孙立人倾尽全力投身子女教育，他让孩子们自幼诵读《古文观止》，着重培育其品格修养，而非仅盯着分数高低，颇有远见卓识。 令人欣慰的是，四个子女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成长，个个学业有成，长女孙中平先后就读于台湾清华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曾在IBM工作二十多年。 小女儿孙太平更是成为杜克大学教授，并于2024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儿女们的成就，或许是对这位失意将军最大的慰藉。 鲜为人知的是，在大陆方面，曾有人试图策反孙立人，1950年初，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龚意农。 龚意农是孙立人元配夫人龚夕涛的胞兄，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皖北分行行长。 陈毅希望利用这层亲戚关系，派龚意农去台湾做孙立人的工作，让他在解放军攻台时“不要放枪就行了”，但龚意农认为，由于妹妹与孙立人早已分居，自己去可能效果不佳，建议另寻人选。 最终，他们选择了潘仲文，潘仲文与孙立人有双重亲戚关系：他的夫人是孙立人的姐姐，而他的姐姐又是孙立人堂兄的妻子。 1950年初，潘仲文带着陈毅的亲笔信，扮成富商经香港前往台湾，顺利见到了孙立人。 交谈中，孙立人问潘仲文：“怎么不是朱德写的呢？”这句话暗示，如果是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他可能会给予更积极的回应。 这次接触因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而未能继续，但至少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立人并非没有其他选择。 2001年，台湾“监察院”正式通过决议，认定孙立人案是一起被刻意构造的冤案，历史终于还了这位抗日名将一个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