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的形象由截然不同的两面构成，这解释了他评价两极分化的根源。 积极与勤政的一面。他铲除阉党，拨乱反正：即位后果断铲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一时大快人心，被视为其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他生活节俭，勤于政事：在位十七年不近声色，经常工作至深夜，甚至年纪轻轻就累出了白发。他曾六次下“罪己诏”，向天下承认过失。 但他有致命缺陷与失误的一面。一是性格多疑，刚愎自用。《明史》评价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在位17年换了50位内阁大学士、17位兵部尚书，频繁更换官员导致人心惶惶，朝政混乱。 二是滥用刑罚，刻薄寡恩：对大臣严酷，死于其手的重臣众多，包括冤杀名将袁崇焕。这导致后期君臣离心，无人敢任事。 三是吝啬误国，决策短视：为节省开支裁撤陕北驿站，导致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大批驿卒失业造反。国难当头时，宁可变卖家当也不愿动用内帑私房钱；李自成兵临城下提出议和时，因不愿独自承担“弃地”骂名而拒绝，错失最后机会。 明朝的灭亡是个人失误与历史积弊共同作用的结果。 1. 用人失策：一边铲除魏忠贤，一边又重用宦官监视朝臣，破坏了政治平衡。多疑的性格使他无法建立稳定的领导核心。 2. 财政失当：在国家危亡时仍守着堆积如山的“内帑”（私人金库）不肯拿出，却不断向民间加征“三饷”，加剧社会矛盾。 3. 战略优柔寡断：在“南迁”问题上犹豫不决，既想南逃保全，又怕承担放弃宗庙的骂名，反复让大臣“背锅”，最终错失良机。 崇祯接手的已是一个深陷系统性危机的烂摊子：朝廷内党争剧烈；外部有后金（清）的军事压力；国内因小冰河期导致天灾不断，流民四起，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这些结构性矛盾，绝非单凭个人勤政就能解决。 总而言之，崇祯皇帝是一位 “志大才疏”的悲剧性人物。他拥有成为明君的主观意愿和道德自律，但缺乏力挽狂澜的政治智慧、魄力和用人手腕。在历史巨浪面前，他的勤奋成了“瞎忙”，他的节俭变为“吝啬”，他的果断沦为“专断”。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他是一位有诸多明君特质，但因其核心性格缺陷和能力局限，最终扮演了昏君角色，并亲手为明朝敲响丧钟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