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秋天，河北围场，一个老迈的前土匪，突然冲进了公安局，脸色苍白、眼神慌张。他不是来投案，也不是告急。而是，带着一条“要紧的报告”。公安值班员满脸疑惑，但当他凑近耳朵，听完这句“秘密耳语”后，整个人愣住了。几分钟后，齐达榜被迅速带入审讯室，整个公安局警铃大作。 齐达榜出狱回到漫子沟的那一年，他已经成了一个头发花白、走路微微发颤的老人。曾经叱咤山林的“齐老总”，如今只是在生产队里赶大车的普通劳力。村里人见他，还习惯性躲一躲，有人紧张地关门，有人透过窗缝打量，谁都记得他当年是土匪头子，却没人愿意真正走近他。 他也不多说话，干完活就一个人坐在村口石墩上，目光时常投向远处某户老屋升起的炊烟。偶尔有人撞见他半夜拎着酒瓶往山边小树林走，也有人听他几次三番打听“柴胡栏子”的事，大家只当是这个老匪图个叙旧，并未在意。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块地方压着他二十多年不敢翻动的心事。 他年轻时是被拉上山的。十八岁那年，他跟着任芳伍混进土匪队，从普通喽啰做起。任芳伍出身不差，受过教育，却先给侵华日军当了汉奸，后来又摇身一变成了盘踞冀东、承德一带的匪首。 1947年，那支有二十多人组成的干部小分队路过柴胡栏子村时，他早已埋伏好四五百名匪徒，借着晨雾包围村子，五名冀东和热河方面的重要干部连同十七名警卫全部遇害，血染村口。 毛泽东震怒，下令血债血偿，可任芳伍趁乱脱身，改名换姓隐入山林，这起震动华北的血案便被迫封存在卷宗里，成了“悬案”。 解放后，齐达榜被剿匪部队抓获，判了十几二十年重刑。在监狱和劳改农场里，他干着最累的活，接受一轮又一轮思想教育，那一夜的惨状不仅没离开，反而越来越清晰。 后来，他在农场劳作时远远见过一个拄拐的老头，右臂上有一道像锯齿印一样的疤痕，那是任芳伍当年打猎时留下的标记。那一刻，他几乎能肯定，对方就是那场血案的主谋，只是他还不敢开口。 直到出狱回乡，岁月把他从桀骜的“齐老总”磨成寡言的老车把式，柴胡栏子的鲜血和被埋葬的名字却一直在梦里翻涌。 那一年，县档案馆里，年迈的管理员翻出1947年五月的那张老照片，照片背面写着“柴胡栏子会议前”；与此同时，在村口石墩上发呆的齐达榜，终于决定把心里那块石头挪开。 天刚蒙亮，他拎着破布包一路小跑冲进围场县公安局，喘着气说自己有“要紧的报告”。 值班民警原以为他闹事，他只是凑近耳边低声交代了几句：柴胡栏子那桩旧案，冀东干部被杀，主谋是潜伏多年的任芳伍，而且他可以凭那道独特的伤疤指认人。 几句话，让公安局的气氛立刻变了。卷宗从铁柜深处被翻出，尘封二十多年的记录再度摊在桌上：干部小分队借宿任家；案发后，任芳伍“失踪了三天”，回来谎称被部队抓走；当年负责掩埋遗体的老民兵一直心存怀疑，始终记得那个动手的身影。 线索与齐达榜的口供一一对上，案子从“历史材料”变成“正在侦办的命案”。 1969年初冬的一个清晨，枪声还没响起，围场的空气已经紧绷。公安干警悄然包围任芳伍藏身的土屋，这个在村里出了名的“好脾气老农”，拄着拐杖被带上车时，周围人都看呆了。 很少有人知道，他原名任芳伍，曾拉着几百人的队伍在山里追杀解放军。 专案组又请来当年参与掩埋的老民兵指认，调取旧档，比对齐达榜提供的细节。面对越来越多的证据，七十多岁的任芳伍终于承认，自己当年确实在柴胡栏子指挥围攻，是那场屠杀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围场县人民法院很快宣布对其立案审理，庭审不公开，但法院内外戒备森严，最后的判决是死刑，立即执行，理由是故意杀人，在敌我斗争中潜藏二十多年。 消息传出，柴胡栏子村的人自发来到烈士陵园，在那几座墓碑前摆上了新鲜的花圈。对牺牲者家属和战友来说，这桩等待了二十多年的公案，总算有了一个交代。 与此同时，档案馆里的那张泛黄照片、认罪笔录以及齐达榜的举报材料，被整整齐齐地收入档案袋，归入铁柜。纸页上添了新的编号，故事也多了一段尾声。 至于齐达榜，他没有离开漫子沟，仍旧赶着大车走村串乡。村里人对他的态度慢慢起了变化，有人说他“总算做了件对得住死人的事”，也有人提醒别忘了他曾是土匪。几年后，他悄然死在车棚后的小床上，身旁放着那张已经发黄的起诉通知书。 是罪人还是证人，是加害者还是见证者，谁也给不出一个简单答案。只有那桩从山林血雾中翻出来的旧案，在正义迟到多年之后，终于落在了一声枪响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