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 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卢麒元的这个主张，其实戳中了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核心问题：要是规则制定权可能被本土之外的利益影响，整个社会的根基就有可能偏移。这事咱们用大白话理解就是，家里的事得家里人说了算，立法场上的道理也一样。 这两年某些领域的法律修订里，确实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表述，比如数据安全、知识产权这些关键领域，直接把境外标准当成优先选项。 这里面有个很实际的问题：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各个行业的发展基础和环境差异很大，就像南方种水稻、东北种大豆一样，不同的土壤适合不同的作物。 要是硬把国际标准套过来，就相当于让东北的黑土地按照东南亚的气候条件种水稻，最后吃亏的肯定是咱们自己的产业。 更关键的是，那些主张“跟国际接轨”的立法者，他们的背景到底能不能经得起查？比如有一部涉及民生的法律草案，起草团队里有好几位常年给跨国企业当法律顾问的专家，而草案里刚好删掉了保护本土中小企业的条款。这种利益上的关联要是不经过政审，很容易出现“靠规则谋好处”的情况。 立法者的海外教育经历、在境外机构的任职记录、家里人的商业版图，这些看起来是个人隐私的信息，其实都关系到规则制定的公正性。 可能有人会问，政审会不会侵犯个人权利？这就得说说立法权的本质了。考公务员要政审，因为他们要执行规则；而立法者是制定规则的人，相当于游戏的规则设计师。要是一个游戏设计师拿了某个玩家的巨额好处，设计的规则肯定会偏向这个玩家，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美国立法史上的“旋转门”现象，就是官员卸任后直接去相关企业上班，这已经证明了利益关联会腐蚀立法的公正性。中国要避免这种情况，政审不是要求太严，而是必要的防护措施。 比起直接的贿赂，更危险的是价值观被慢慢影响。比如有个法律学者常年拿境外基金会的资助，他的研究报告里总说“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没危害”，最后还影响了立法的方向。这种渗透不像贪污受贿那样显眼，却能在规则层面留下长期的隐患。 卢麒元说“最严重的渗透是立规矩”，就是看清了规则制定权的重要性——改一条法律的附则，可能比推翻一座政府大楼更能改变社会的走向。 这里要澄清一个误区：政审不是看出身，而是查有没有利益关联。比如一个立法者有海外留学经历，这本身是好事，但如果他的研究课题一直是某境外特定机构资助的，就需要评估是不是存在利益绑定。 对立法者做背景审查，本质上是保证规则制定过程的干净，就像食品安检员不能自己开食品公司一样，这不是歧视，而是职业规矩。 当然，国际标准本身没什么问题，问题出在“优先采用”这个逻辑上。中国高铁的标准从引进学习到现在引领全球，靠的就是“以我为主”，先消化再改造。要是当初直接套用欧洲的标准，就不会有今天覆盖全国的高铁网络。 立法也是这个道理，国际标准可以参考，但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调整。比如欧盟的GDPR数据保护条例，在德国能落地，因为德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完善，但要是直接搬到中国，很多中小企业可能因为合规成本太高而倒闭。 这种不顾自身实际硬套标准的风险，正是需要立法者站在本土立场去权衡的核心问题。 中国立法的原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如果参与立法的都是常年喝“洋墨水”、待在写字楼里的专家，很容易出现规则和现实脱节的情况。政审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保证立法者的背景多样化——既要有懂国际规则的专家，也要有熟悉基层情况的代表。 卢麒元的主张，本质上是在守护“谁来定我们的生活规则”这个根本问题。当规则制定权可能被本土之外的利益影响时，政审不是限制，而是保护。 现在全球化联系这么紧密，我们不是要拒绝外来的经验，而是要确保所有参与“定规矩”的人，首先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心里想着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这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观点，而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该守住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