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华为工程师吕晓峰，乘飞机去突尼斯，就在飞机起飞1分钟发动机出现故障，撞

2002年华为工程师吕晓峰，乘飞机去突尼斯，就在飞机起飞1分钟发动机出现故障，撞到丘陵上，飞机摔成两半。   飞机刚离地，计时甚至还没超过60秒，不是在万米高空，不是在暴风雨里，而是刚刚离开跑道、连城市轮廓都还没拉开距离的那一刻，发动机出问题了。   对普通乘客来说，这是新闻里的事故，但对坐在那架飞机上的吕晓峰来说，那一分钟，直接把人生劈成了两段，更重要的是，这次事故，并不只改变了他一个人的命运。   2002年，对华为来说是个不太好熬的年份，国内市场已经开始卷，国外市场又被一圈老牌巨头死死守着，爱立信、诺基亚、阿尔卡特，这些名字摆在那儿，本身就像一堵墙。   要不要出去？去哪儿？值不值得赌？华为最后选的地方，并不光鲜，北非，突尼斯，就是其中一个关键点。   吕晓峰接到任务时，没觉得这是一次“冒险”，他是做无线的，项目在手，客户明确，目标清晰，如果这个点能打进去，后面整个北非都会被撬动。   对工程师来说，这种任务只有一个评价标准，重要，但正常，所以他照常加班，照常改方案，照常把资料拷进随身携带的存储设备里。   飞机起飞前，他还在确认第二天的会议安排，没有人会在这种时刻想到风险，其实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很多事故都有一个共同点：来得毫无征兆，那架飞机刚刚抬头，离地高度很低，理论上是飞行中最“安全”的阶段之一，可偏偏就是在这时，发动机异常。   不是缓慢失效，是迅速失控，机舱里还没来得及形成真正的恐慌，身体已经被惯性推着往前撞，巨大的冲击力让所有判断都失去了意义，剩下的只有最原始的反应。   后来回忆时，吕晓峰说不清当时想了什么，疼是真的，晕是真的，混乱也是真的，但有一件事很清楚，他活下来了。   飞机断裂，机身前部严重受损，燃油味弥漫在空气里，能走的人都在拼命往外走，不能动的只能等。   在那种环境下，人不会想宏大问题，只会本能地判断，谁还能帮？谁需要先救？事故现场，没有掌声，也没有“壮举”。   吕晓峰能动，但并不轻松，身上有伤，意识也不完全清醒，但他做了几件在事后被反复提及的事，确认身边是否有人被卡住，把能移动的人引导到相对安全的地方，找到通信设备，尝试联系外界，这不是高尚，是工程师的习惯。   遇到异常，第一反应不是情绪，而是建立连接，当那通电话终于打通时，另一头是北京，总部的会议室里，气氛在那一刻发生了断层式变化，从“最坏打算”，到“确认生还”，只隔着一根信号线。   如果说空难是极端事件，那海外工作本身，就是一条长期的高风险曲线，2000年前后，华为工程师在海外面临的，并不只是技术挑战，有地方没有路，设备靠人扛，有地方电力不稳，系统随时可能掉线。   有地方局势紧张，晚上不能随便出门，这些问题，不会上新闻，但每天都在消耗人，而正是在这些“没人愿意碰”的环境里，华为开始形成自己的打法，不是靠高规格方案，而是靠适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