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55年，空军司令刘亚楼正坐在会场看节目，岂料看到一半时，后排一个中校竟把脚放在他肩膀上，刘亚楼没有声张，示意对方把脚放下去，谁料对方眼一横大声吼了句：“你管得着吗？” 全场安静了。这声怒吼，比任何军乐都要刺耳。 等到旁边有人悄悄捅咕他：“这是刘司令员！”这中校才“噌”地一下愣住，赶紧溜之大吉，大盖帽都跑丢了。 这个故事，如果以普通人的思维来判断，这中校是不是该“倒霉”了？得，一向以“严格、认真”著称的刘亚楼，可是出了名的“活阎王”，批评人从不留情面，从将军到士兵，谁犯错都得挨训。他能放过这个敢把脚放在他肩膀上，还敢吼“你管得着吗”的中校？ 结果出人意料：刘亚楼没有处分这个中校，没有追究他的任何责任。他只是在机关会议上，给大家上了一堂关于“文明礼貌”和“军人风纪”的教育课。他说了：“一个军人蓬头垢面，不修边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像什么话？” 为什么？为什么刘亚楼能有如此胸襟？仅仅是因为他大度吗？ 当然不是。他心里有杆更远的秤，这秤，是毛主席那句叮嘱——“你不要锋芒毕露，要锋芒半露嘛！” 这次“大皮鞋”事件，成了刘亚楼对自己“生硬粗暴”作风的一次反思和自我监督。他用一个惊人的宽容，给所有人上了一课：严格要求是为公，但绝不能情绪化、一刀切地用权。 如果说“大皮鞋”事件是刘亚楼“锋芒半露”的体现，那么他处理另一起事件的方式，则藏着一套我们今天职场、甚至人生都用得上的“刘氏算法”。 在组建空军的初期，队伍里有很多从国民党那边起义过来的技术人员。其中有个叫李明的科长，以前是国民党长沙机场的地勤中校。 1950年春天，在南京空军大礼堂，刘亚楼正在讲话。这位李科长突然拍案而起，指着刘亚楼大声质疑美制P-51飞机增压管路的改装方案，说这个改法飞上去就得掉下来！ 全场瞬间凝固。一个起义军官，敢在空军司令的会上拍桌子，这简直是挑战权威！这在那个年代，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刘亚楼没让卫兵架人。他只问了一句：“李科长，你有几成把握？” 李明梗着脖子回答：“九成！” 刘亚楼当场拍板：“好，给你两架飞机，明天一早试车。摔了，你上军事法庭；成了，我当众敬你三杯酒。” 第二天，结果出来了：改装后的P-51高空转速提高7%，冷却液温度降12℃，李明对了！ 刘亚楼兑现承诺，当着几百号人的面，端起搪瓷缸，恭恭敬敬敬了三杯酒。这三杯酒，把李明头上的“国民党旧军官”标签，换成了“空军功勋技术专家”，让他这根走钢丝绳的技术人才，有了坚实的落脚点。 故事还没完，精彩在后头，这也是“刘氏算法”的关键。 1952年“三反”运动中，李明被人举报贪污巨额津贴，材料送到刘亚楼案头。按当时的标准，可以直接枪毙。 刘亚楼只批了八个字：“先查账，再定性，后处理。” 这一查，查出了真相：那笔“贪污”款项，是空军最早对特殊技术岗位发放的补贴，只是当时财务制度没跟上，钱是直接装信封发的，看起来像“黑钱”。 刘亚楼顶着“包庇资产阶级旧军官”的压力，坚持程序正义，把案子移交军事法院，李明保住一命。他没有因为李明拍过桌子，就在举报时落井下石。他区分了“财务制度的错”和“个人贪污的罪”。 1966年，当李明转业到地方工厂后，抄家的红卫兵搜出了他以前穿国民党军服的照片，正要拉去游街。 危急关头，厂里军代表亮出了一份空军司令部的旧件：“此人系刘亚楼司令员特批保护的技术人员。” 就凭这一句话，一纸旧件，李明被解救，回到车间继续工作。 刘亚楼在1965年就已去世，但他生前的这份“保护性”批示，救了李明。救了李明，也间接救了国家。1978年，李明用他的技术设计出解决国产轿车发动机难题的刀具，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他在领奖台上说：“我替刘司令活的。”这奖杯，是替刘亚楼在历史的天平上加了分。 刘亚楼去世得很早，但他的管理哲学，今天看来依然深刻且接地气。 他一方面坚持“有令就行，有禁就止”，用严格的纪律要求“夹着尾巴做人”，确保空军作为高风险军种的零事故率；另一方面，他又能做到“既严格要求，又不生硬粗暴”，在私人礼节上极度宽容，在技术人才上无限爱惜。 他为飞行员当“红娘”，帮他们解决婚姻大事，说“我愿意给你们当红娘”；他关心飞行员的伙食和疲劳，说“保护不好飞行员的身体，这是在犯罪呀！”他把“一切为飞行服务”落实到了每一个细节。 刘亚楼的这份“刚柔并济”，给我们今天的人有三点很重要的启示： 第一，对事要刚，对人要柔。 第二，永远要保持“空军有骄傲”的压力。 第三，善意是长期价值的投资。 刘亚楼司令员的十年空军建设，创下了“全军学习的标兵”的非凡业绩。他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勇于承认自己“锋芒毕露”和“生硬粗暴”的缺点，并承诺“随时随地同自己这种毛病做斗争”。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军队高级指挥员的胸襟和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