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说：“中国和西方本质的不同就是，中国是国家控制资本，西方是资本控制国家！” 她接着说，这和市场无关，问题是如何监管市场，如何治理市场？ 当现在的科技需要企业规模化经营的时代，大型企业的出现不可避免，关键在于是否受到监管？ 他们在为谁的利益工作？ 现在资本主义无法维持西方世界已经取得的发展水平，他们正在去工业化！ 这位学者的观点，精准点出了中西方治理逻辑的核心分野。 这种差异并非源于市场存在与否，而是在于资本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定位，以及由此衍生的市场监管和治理路径选择。 在中国的治理框架下，国家对资本的控制并非否定资本的作用，而是划定资本运行的边界。 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被引导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和民众共同利益。 在科技规模化发展的当下，中国涌现出一批大型科技企业、制造业龙头，这些企业的发展始终处于监管框架之内。 监管的核心目标，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避免资本过度逐利损害公共利益。 比如在互联网领域，相关部门出台反垄断、数据安全等一系列监管政策，既规范了平台企业的经营行为，也保障了消费者权益和市场公平竞争。 同时，这些大型企业也被引导参与国家关键领域建设，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实现了资本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同。 反观西方世界，资本对国家权力的渗透和控制，早已成为普遍现象。 在西方的政治体制下，资本通过政治献金、游说等方式影响政策制定，使得国家治理往往向资本利益倾斜。 这种资本主导的治理模式，在短期内可能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但长期来看，必然导致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学者提到的“去工业化”趋势。 过去几十年，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为了追求更高利润，纷纷将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不会主动承担维护国家工业体系完整的责任，而被资本影响的政府，也难以推出有效的政策遏制这一趋势。 美国就是去工业化的典型案例，上世纪中期，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超过30%，而如今这一比例已降至10%左右。 制造业的空心化，直接导致了美国国内产业工人失业、地区发展失衡等问题，社会贫富差距也随之不断扩大。 即便是近年来美国政府试图推动“制造业回流”，但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得相关政策效果甚微，大量资本依然流向金融、科技等虚拟经济领域获取短期高额回报。 中西方两种治理模式的差异，在大型企业监管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西方，大型企业尤其是跨国巨头，往往拥有强大的游说能力，能够影响监管政策的制定。 部分行业的监管标准被资本左右，导致监管形同虚设，当企业出现违规经营、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时，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惩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西方资本无序扩张、监管失效的直接后果，大量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润过度杠杆化，最终引发系统性风险，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创。 而在中国，监管权始终掌握在国家手中，监管政策的制定以公共利益为导向。 对于大型企业，既给予其发展空间，鼓励其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也通过严格的监管防止其偏离服务社会的轨道。 这种“引导+监管”的模式，使得中国的大型企业能够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学者提到的“资本主义无法维持西方世界已经取得的发展水平”，背后正是资本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内生缺陷。 当资本的利益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和民众长远利益之上，经济发展就会失去可持续性。 除了去工业化，西方世界还面临着公共服务弱化、社会撕裂加剧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资本对国家治理的扭曲。 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的“国家控制资本”并非排斥市场机制，而是让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充分激发了资本的活力，又通过有效的监管和引导，避免了资本的负面效应。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和推动长远发展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