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底，提干失败的解放军阎连科办好退伍证后回了老家嵩县。一天，他正在田里播种小麦，一名身穿四个兜军装的干部在田里找到他，拿出一张纸说：“这是召回通知，限你在三天内按时归队。” 豫西山区的麦田里，寒风吹得麦苗瑟瑟发抖，阎连科裤腿沾满湿土，手里的木耧刚插进地里，听见这话猛地顿住。他直起身，额角的汗珠混着泥土往下淌，盯着那纸盖着红章的通知，喉咙发紧——提干名额公示那天，他看着自己的名字落在候选名单之外，心里的火苗一下就灭了，三年兵龄，两次三等功，最终还是要回到这片黄土地，他甚至已经和村里的木匠约好，开春就学手艺养家。 穿四个兜军装的是团里的军务股干事老张，蹲在田埂上掏出旱烟，点燃后递给他一支：“边境不太平，团里要组建加强排，你是全团有名的‘神枪手’，连长指导员天天往机关跑，说啥都要把你召回去。”阎连科吸了口烟，辛辣的味道呛得他咳嗽，眼前浮现出部队的靶场，他曾在两百米外三枪击穿同一个弹孔，指导员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手本事，留在部队才能发挥最大用处”。可提干失败的委屈还没散尽，他低声问：“回去还是个兵？” 老张没回避，点点头：“编制没变，但责任不一样，加强排要守的是前沿阵地，缺的就是你这样能打仗、懂战术的老兵。”阎连科沉默了，手里的烟蒂烫到手指才猛地丢掉。 他想起入伍那年，母亲把煮好的鸡蛋塞进他背包，说“到了部队好好干，别给咱嵩县人丢脸”；想起抗洪抢险时，他和战友们手挽手堵决口，泡在水里三天三夜没合眼，那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住老百姓的家园。 当晚，阎连科躺在土炕上翻来覆去，退伍证压在枕头底下，边角已经被摸得发毛。妻子端来一碗玉米糊糊，轻声说：“要是心里还惦记部队，就回去吧，家里有我呢。” 他看着妻子怀孕五个月的肚子，眼眶一热——本来想着退伍后好好照顾家，可边境的枪炮声，他实在放不下。第二天一早，他把家里的农活托付给邻居，背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归队的路。 归队后，阎连科被任命为加强排三班班长，手下的兵有刚入伍的新兵，也有和他一样被召回的老兵。他没提提干失败的事，只是把全部心思放在训练上，手把手教新兵射击、构筑工事，夜里还在油灯下琢磨战术，把边境地形画在纸上，标注出每一个可能的隐蔽点。 有新兵私下问他：“班长，你都退伍了，咋还这么拼命？”他摸了摸新兵的钢枪，语气平淡：“穿上这身军装，就不能让老百姓失望，不管是不是干部，守土有责这话都不能忘。” 1982年春，边境冲突升级，阎连科所在的加强排奉命驻守某高地。阵地三面环山，易守难攻，但越军的炮火时常覆盖过来，给养也很难送上去。 有一次，炊事班送粮途中遭遇伏击，粮食全被炸毁，战士们只能靠压缩饼干和雪水充饥。阎连科把自己的饼干分给新兵，说“我扛饿，你们正是长力气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两天没怎么吃东西，夜里饿得睡不着，就嚼几口干草垫肚子。 最危险的一次，越军派出小分队偷袭阵地，当时天刚蒙蒙亮，阎连科正在哨位上观察，突然发现草丛里有异动。他立刻吹响警报，拿起冲锋枪就冲了上去，战士们紧随其后。 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阎连科左臂中弹，鲜血顺着袖口往下流，他咬着牙包扎好伤口，继续指挥战斗。直到击退越军，他才瘫坐在地上，看着身边受伤的战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住阵地，就是守住身后的家园。 这次战斗后，阎连科荣立一等功，团里再次给他申报提干。可他却找到领导，把名额让给了一个牺牲战友的弟弟：“他哥为国家捐了躯，这个名额该给他家留着，我当不当干部无所谓，能留在部队打仗就够了。”领导拗不过他，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消息传开，战士们都对他肃然起敬，都说“跟着阎班长干，心里踏实”。 在边境驻守的三年里，阎连科先后参与大小战斗十余次，多次负伤，却从来没喊过苦、叫过累。1985年，他再次退伍，这次是因为身体原因，左臂的旧伤时常发作，已经不适合留在一线部队。离开部队那天，战士们列队送他，有人哭着说“班长，我们会替你守住阵地”，他红着眼眶点点头，转身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到嵩县老家，阎连科没提自己在部队的功绩，只是安心种田、照顾家人。直到后来，县里开展拥军优属活动，他的事迹才被人知晓。有人问他，两次退伍，一次提干失败，一次主动让贤，后悔吗？他指着田里金黄的小麦，笑着说：“咱是农民的儿子，也是解放军的兵，不管在哪，只要能为国家、为老百姓做点事，就不后悔。” 阎连科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藏着最朴素的忠诚与担当。那个在麦田里被召回的老兵，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军人的价值从来不是靠职务高低来衡量，而是靠是否坚守初心、是否勇于奉献。在和平年代，我们或许不需要奔赴战场，但这种“国家需要就挺身而出”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