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一天，北方某地街头聚集着很多人群，他们都在观望着一个中年男子，只见他牵着一头耕牛缓缓行走着，眼神中满是沮丧和忏悔，因为他是一名投机倒把犯，被抓了现行后正在押解下游街示众。 人群里有人窃窃私语，声音压得极低。有人指着中年男子的后背骂“不务正业”，有人摇头叹息，也有几个穿着打补丁棉袄的农民，眼神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同情。中年男子叫王栓柱，那年三十八岁，是隔壁公社王家屯的普通农民，牵着的这头黄牛，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 王栓柱的头埋得更低，粗糙的手紧紧攥着牛绳，指节都泛了白。黄牛像是察觉到主人的窘迫，步子迈得极缓，偶尔甩一下尾巴，发出低沉的“哞”声，引得围观人群一阵骚动。押解他的是两个年轻民警，表情严肃，手里攥着麻绳，时不时提醒一句“快点走”。王栓柱不敢抬头，眼角的余光瞥见墙角蹲着的儿子小石头，孩子才六岁，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冻得瑟瑟发抖，却直勾勾地盯着他，眼里满是恐惧。 这一切的起因，要从三个月前说起。1969年北方遭遇了罕见的春旱，王家屯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王栓柱家里有老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一家六口全靠几亩薄田过日子。旱情过后，家里的粮食很快见了底，老母亲常年卧病在床，最近又添了咳嗽的毛病，整夜睡不着；小儿子小石头得了急疹，高烧不退，村里的赤脚医生看完，说必须去县城医院拿药，否则可能烧坏脑子。 可家里连买粗粮的钱都没有，哪里来的医药费？王栓柱翻遍了家里的箱子，只找出几块皱巴巴的毛票。妻子坐在炕沿上抹眼泪，说要不就把黄牛卖了吧，那是家里唯一能换钱的东西。王栓柱一开始死活不同意，这头黄牛是他五年前用攒了三年的工分换来的，春耕秋收全靠它，没了牛，来年的地就没法种，一家人更没法活。 但看着小石头烧得通红的小脸，听着老母亲咳嗽的声音，王栓柱的心像被针扎一样。他知道，县城里有人私下收耕牛，虽然价格比公家收购站低，但能当场拿到现钱。他抱着侥幸心理，趁着夜色把牛牵出村，打算偷偷卖到邻县，换了钱就赶紧给孩子买药、给母亲抓药。可没想到，刚走到县城边缘，就被巡逻的民警抓了现行。 “投机倒把”在当时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尤其是贩卖耕牛这种重要生产资料，更是被重点打击。王栓柱被带回公社审问，他一五一十地说了实情，可民警告诉他，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私自贩卖耕牛就是违反规定，必须接受处罚。最终，他被判处游街示众三天，耕牛被没收，还要在公社的砖窑厂劳动改造半年。 游街的路上，王栓柱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他想起年轻时跟着生产队干活，每天挣工分，虽然日子清苦，但一家人能勉强糊口。这次旱情来得太突然，村里很多人家都断了粮，可没人敢像他这样“冒险”。他后悔吗？有点。后悔自己不该违反规定，让孩子跟着受辱。可他又觉得委屈，如果不是实在走投无路，谁愿意冒着被游街的风险去“投机倒把”？ 人群中，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叹了口气：“栓柱这孩子，也是被逼急了。”旁边有人立刻反驳：“被逼急了也不能犯法啊！耕牛是集体财产的一部分，他说卖就卖，这不是破坏生产吗？”老人不说话了，只是看着王栓柱的背影，眼神复杂。押解队伍里，一个年纪稍大的民警悄悄放慢了脚步，他认识王栓柱，知道他家的难处，可在当时的政策下，他只能按规定办事，心里也不是滋味。 到了街中心的戏台前，押解的民警让王栓柱停下，对着围观的人群喊：“大家都看好了，投机倒把是违法行为，谁要是敢学他，就会受到同样的处罚！”王栓柱的脸涨得通红，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混合着眼角的泪水，滴在干裂的土地上。黄牛似乎感受到了主人的痛苦，用头轻轻蹭了蹭他的胳膊，王栓柱再也忍不住，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 劳动改造的半年里，王栓柱每天在砖窑厂搬砖、烧窑，累得倒头就睡。可他心里始终惦记着家里，不知道老母亲的病好了没有，小石头的疹子退了没有。妻子偶尔会来送衣服，告诉他村里给家里送了救济粮，孩子的病也治好了，让他安心改造。王栓柱听了，心里稍微踏实了些，干活也更卖力了，他想早点出去，重新撑起这个家。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投机倒把”这个罪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市场经济慢慢兴起，人们可以自由买卖商品，再也不会因为卖一头牛而被游街示众。王栓柱也赶上了好时候，他用攒下的钱开了个小卖部，生意越做越好，家里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王栓柱的对与错。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政策有其历史背景，而王栓柱的行为，是一个普通农民在生存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他的故事，折射出的是无数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我们如今拥有的自由和包容，都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反思和修正之上。尊重每个时代的特殊性，理解每个普通人的生存困境，才能让我们更好地珍惜当下，走向未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