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父子枪手，针对的是犹太人。一开始还纳闷，这对父子怎么能够从那么多人中，精准的辨别出，哪个是犹太人呢？仔细一看才发现，根本不需要辨别。因为，在当天的邦迪滩聚集的1000多人，基本都是参加犹太人光明节庆祝活动的。 2025年12月14日晚，悉尼邦迪滩的阿彻公园格外热闹，上千名犹太人正聚集在此参加光明节庆祝活动。傍晚6点47分，这种欢乐被刺耳的枪声彻底打破——50岁的父亲与24岁的儿子这对枪手，从附近天桥居高临下地向人群开火，数十发子弹瞬间撕裂了现场的祥和。 这对父子当天下午5点多从临时住所出发，驱车40分钟抵达邦迪滩，车里藏着6支合法登记的枪支，还有一面“伊斯兰国”旗帜。 最终16人在袭击中丧生，最小的死者仅10岁，40人受伤，父亲当场被警方击毙，儿子重伤送医。一开始还纳闷，这对父子怎么能精准辨别犹太人？ 仔细一看才发现，压根不用费那劲去挨个辨认，因为现场几乎全是来过节的犹太民众。这对凶手哪里是什么“精准识别”，分明是掐准了宗教节日的聚集属性，专挑人群密集、戒备松懈的场合下手，把“守株待兔”的龌龊心思用到了极致。 这种看似“精准”的施暴，本质上是极端分子对社会活动规律的恶意利用，更是反犹主义仇恨长期发酵后的必然爆发。 16人死亡的惨痛后果，绝不能简单归结为一对父子的疯狂。往深了拆，这起惨案是全球反犹主义沉渣泛起的典型注脚，更是局部冲突情绪向平民群体转移的危险信号。 光明节对犹太人而言是“光明战胜黑暗”的象征，却成了极端分子宣泄仇恨的靶子，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是仇恨逻辑的扭曲升级——他们不在乎节日的文化意义，只盯着“犹太人聚集”这个核心标签，用宗教习俗当作定位目标的坐标，足见其仇恨早已脱离个体矛盾，演变成了对整个族群的系统性敌视。 这对父子的极端思想绝非凭空冒出来的“毒瘤”，而是长在特定社会土壤里的“恶花”。澳大利亚犹太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给出了清晰答案：近一年来当地反犹事件高达1654起，是以色列入侵加沙前的3倍。 社交媒体上的仇恨言论更是呈爆炸式增长，“旧反犹主义”帖文从每月34条飙升至2021条，针对以色列国家行为延伸而来的“新反犹主义”帖子，更是从505条猛增至2.1万条以上。 两种仇恨叠加，让原本潜藏的偏见被重新激活，甚至被包装成“正义表达”，这种舆论环境无疑给极端分子提供了心理支撑和行动借口。 24岁的儿子早在六年前就因与极端势力关联被安全机构关注，却始终未被列入高风险名单；50岁的父亲能合法持有6支枪支，让极端思想顺利转化为致命暴力。 这种“监管看得见风险，却挡不住伤害”的困境，才是最令人不安的地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矛头指向澳政府对反犹主义的“放任”，虽带有政治立场，但也点出关键——当社会对仇恨言论保持沉默，当监管体系对风险信号反应迟缓，极端分子就会抓住每一个可乘之机。 这起事件里的“精准施暴”，其实是极端主义的“精准投机”。他们算准了宗教节日的聚集效应，算准了公共活动的安保盲区，更算准了反犹情绪在社会中的蔓延程度。 这种将地区冲突情绪转嫁到普通犹太民众身上的逻辑，正在让反犹主义从历史阴影中走出。旧偏见与新矛盾交织，社交媒体放大仇恨，监管漏洞提供便利，这三重因素叠加，才让邦迪滩的枪声有了响起的可能。 说到底，邦迪滩的悲剧不是孤立的暴力事件，而是对全球社会的一记警示。仇恨不会凭空消失，极端思想也不会自动消亡，对宗教习俗的尊重、对族群矛盾的疏导、对极端风险的严控，任何一环的缺失，都可能让“守株待兔”的暴力再次上演。 驱散仇恨的阴霾，远比追查单一案件的凶手更重要，毕竟，光明节该迎来的是灯火，而不是枪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