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前国家下大功夫搞计划生育，三十年后却在年轻人不愿生娃上犯了难。这背后是中国人口发展一场静悄悄的大转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好”的标语贴满了城乡的墙院，收音机里循环播放着计划生育的宣传口号。那时的年轻人结婚后，最先面对的就是计生干部的走访，单位里评先进要查计生指标，农村分田地要卡生育情况。 我的姑姑就是那个年代的典型，她和姑父本想再要个儿子，可当时单位规定，超生不仅要罚款，还要降职降薪，为了保住稳定的工作，最终只能放弃念想，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独生女身上。 那会儿国家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核心是为了缓解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资源压力。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人口从5亿多飙升到9亿多，有限的耕地、粮食和就业岗位难以承载暴增的人口，不少家庭连温饱都成问题，孩子多了更是“吃饭靠抢、上学靠挤”。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速，让资源分配更集中，也为后续的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 可谁也没想到，短短几十年，人口形势就发生了彻底反转。2022年，我国常住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0‰，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负增长，这是自1961年以来的首次。 身边的年轻人，讨论最多的不是“生几个”，而是“要不要生”。我的表弟和弟媳都是95后，两人在一线城市打拼，月收入加起来两万多，却迟迟不敢要孩子。 他们给我算过一笔账：每月房租6000，生活费4000，赡养双方父母3000，再加上人情往来和自我提升的开支，几乎月月光，要是再添个孩子，奶粉、早教、医疗都是不小的开销，根本无力承担。 年轻人不愿生娃，绝非单纯的“不想生”，而是多重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 住房成本居高不下，不少年轻人为了买房掏空“六个钱包”，还得背负几十年的房贷，根本没有多余的资金养育孩子；教育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择校费、兴趣班、补课费层层叠加，家长不仅要花钱，还要花大量时间陪伴辅导， 很多双职工家庭根本扛不住；职场对女性的歧视也让不少女性望而却步，怀孕生子意味着职业中断，不少企业招聘时明里暗里排斥已婚未育女性，让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陷入两难。 更关键的是，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过去“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在年轻一代身上已经逐渐淡化。 现在的年轻人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他们不想被孩子捆绑人生，更愿意把时间和金钱花在旅游、学习、提升生活品质上。 我的表妹就直言：“我自己都还没活明白，怎么能草率地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与其让孩子跟着我受苦，不如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这种观念的转变，比物质压力更难逆转。 国家也早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到三孩政策，再到配套的生育补贴、育儿假、教育减负等措施，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接连出台。 有的城市对生育三孩的家庭给予一次性补贴，有的地方延长产假和育儿假，还有的学校推行“双减”政策，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 可这些政策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不少年轻人表示，“补贴的钱连奶粉钱都不够”“育儿假看似美好，可职场竞争激烈，谁敢安心休完？” 这场人口大转折，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人口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三十年前的计划生育，是为了“控量”，解决的是“人多资源少”的矛盾；三十年后的鼓励生育，是为了“提质”，应对的是“少子老龄化”的挑战。 两种政策看似相反，核心都是为了让国家发展更可持续，让人民生活更幸福。 如今，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少子老龄化不仅会导致劳动力短缺、社保压力增大，还会影响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 要让年轻人愿意生、敢生、养得起，不能只靠口号，更需要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让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成本降下来，让职场对父母更友好，让生育不再成为年轻人的“甜蜜负担”。 人口发展的转折往往悄无声息，却深刻影响着国家和每个人的未来。从“少生”到“愿生”，我们需要跨越的不仅是政策的调整，更是观念的更新和现实压力的缓解。 这条路或许漫长，但唯有正视问题、精准施策，才能让人口发展重回良性轨道。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